文｜冯璐
20世纪30年代，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东60公里（撒马尔罕以东120公里）处发现了著名的穆格山文书，其所用的纸张，年代在8世纪前25年，早于怛罗斯战役几十年，内容上看，除了3件汉文文书外（它们显然产自中国），还有92件粟特语文书，包括信件、账目、契约等等，部分被怀疑是中亚本地生产的。
这也是反对怛逻斯战俘传授说的理由之一：蔡伦的时代，破麻布本就是中国造纸的主要原料，蔡伦以麻纸技术为基础，又发明了以野生的构树皮纤维为材料的楮皮纸，因为制造工艺复杂且不易造出白纸而未能推广。至隋唐时期，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因构树分布广、长势快，既有种植、又有野生，楮皮纸产量猛增，成为高级书画和经典著作用纸。在杜环的时代，中国造纸原料已经以树皮为主，以废弃布料为辅，伊斯兰世界的造纸传统则相反。据奥地利学者卡拉巴塞克引用阿拉伯文献所载，早期阿拉伯人的造纸法，首先选择破烂麻布去除污物，用石灰水蒸煮，再以石臼、木棍或水磨击碎，将纸料与水配成浆液，用漏水的细孔纸模抄纸，将半湿纸以重物压之，晒干后即成纸。所以说，中亚引入的造纸术是更为古老的版本，时间更早。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解释，撒马尔罕地区受限于气候因素，树皮这类原材料得来颇为不易，远不如破麻布经济实惠。两地原料的差异，与其说是技术水平的不同，毋宁说是反映了造纸术适应本地环境的过程，“应该很缓慢，不会是一个急剧事件的结果。”
粟特文2号古信札，甘肃敦煌出土
近来有乌兹别克斯坦学者提出，造纸术西传的第一站，应是中亚古国拔汗那的浩罕城，而非撒马尔罕。拔汗那，汉称大宛，曾在唐高宗时遣使朝贡，玄宗时拔汗那王迎娶宗室之女，改国号为“宁远”，在怛罗斯之役中亦曾派兵加入。如今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市，还能见到造纸所需的水磨和水车。
造纸的过程中，将处理完毕的分散纤维交结在一起的工序被叫作“成形”。成形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将水与纤维混合物“浇”在编织物上，滤水干燥后的纤维物就是纸，也被称为“浇纸法”，多见于中国的和田、云南以及尼泊尔、印度等地；另一种则是将编织物（抄帘或抄网）浸入纤维与水的混合槽中，捞取纤维成为一张薄薄的湿纸，重叠压去水分后再一张张揭开，贴壁干燥，被称为“抄纸法”。为了防止揭开湿纸时出现破损，往往还要在混合槽中加入“纸药”，一般为黄蜀葵根等黏液植物，使纤维均匀，这一方法被广泛运用于长安、洛阳等地。
有趣的是，撒马尔罕纸与后来经中亚流向伊斯兰世界与欧洲的造纸术都采用的是“抄纸法”，而不是地域范围上更近的“浇纸法”，这为造纸术的西行第一站提供了新的可能：是否会是大唐公主的陪嫁人员中有造纸匠，将“抄纸法”带到了千里之外的浩罕，后延丝绸之路传至撒马尔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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