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13日一早,阿根廷,门多萨市。
南多·帕拉多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和队友们一起有说有笑地走向了停机坪。
他们即将登机,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南多·帕拉多23岁,是乌拉圭“老基督徒”橄榄球队的一员。作为一支业余橄榄球队,“老基督徒”队还有点小名气,所以他们收到了智利一支橄榄球队的邀请,去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打一场友谊赛。
按照计划,球队本来应该在10月12日周六从乌拉圭出发去智利,然后在14日周一返回。为了省钱,球队包租了乌拉圭空军的“571”号飞机,那是一架“仙童”FH-227D型的双引擎飞机。
“仙童”FH-227D型起飞重量20吨,能承载45到55名乘客
在出发前一天的晚上,球队的队长告诉他的队员们,飞机还空了10个座位,
“如果你们谁愿意带家人或朋友一起去,就带吧,反正座位是免费的。”
听到这个话,南多立刻就给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苏珊娜打了电话,邀请她们周末一起去智利好好玩一下。
10月12日一早,满载45人的“571”号飞机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亚起飞,直飞圣地亚哥。然而飞机在飞越安第斯山脉前却碰到了麻烦——从乌拉圭到智利必须飞越安第斯山脉,但恶劣的天气是干扰飞机行程的最大阻力。
安第斯山脉位于南
美洲
的西岸,从北到南全长8900余公里,是
世界
上最长的山脉,纵贯
南美洲
西部,有“南美洲脊梁”之称
由于天气预报有风暴,所以这架飞机只能降落在了门多萨。门多萨是离安第斯山脉东边最近的一座阿根廷城市。球队决定在门多萨修整一天,等第二天一早再出发。
第二天早上,兴奋的队员们准时在停机坪集合。登上飞机后,年轻人们有说有笑,有的还在互相打闹,把橄榄球扔来扔去,直到机长提醒他们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
机舱里队员的合影,这张照片拍摄于空难前几分钟
机长是乌拉圭空军的一名上校,虽然飞行小时累积不到5200小时,但有29次飞越安第斯山脉的经验。
但机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仙童”FH-227D这个型号的飞机一共生产了78架,其中23架都坠机了,共造成393人死亡,三分之一的坠毁飞机涉及到意外事故。
如果这些乘客早知道这架飞机有这样的安全记录,他们肯定不愿意踏上这趟“死亡之旅”。
从门多萨飞圣地亚哥,照理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够了。
但因为这两座城市当中隔了安第斯山脉,所以航线对气候以及飞机性能有不低的要求。对于“老基督徒”橄榄球队所乘坐的“仙童”FH-227D飞机来说,如果要飞直线距离的话,飞机可能没有上升到必要的高度,就会被多变的气流吹得撞向山峰。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机长选择先往南飞,绕过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山峰群,从一个较低的山谷口穿越安第斯山,先抵达另一个智利的城市库里科,再掉头向北飞,最终抵达圣地亚哥。
按照计划,飞机应该在下午3点33分抵达库里科上空。
但圣地亚哥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在3点24分收到了“571”号飞机上机长的无线电:
“我们已经飞抵库里科,请求向北转。”
比预计时间整整早了9分钟。
难道是“571”号加速飞行了?
很遗憾,并不是。
真正的原因是是:机长和副机长因为山脉中的大雾笼罩,误以为自己已经飞越了安第斯山脉——事实上,他们当时正处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环绕中。
但这架飞机,就真的向北转了。
这也就意味着,飞机正向安第斯山脉的深处飞去。
此时,由于山间气流的影响,飞机的机身开始颤抖起来。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橄榄球队员们,神色慢慢变得严肃,都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迅速系上了安全带。
在驾驶舱,机长和副机长正在试图辨别库里科的城市方位,但漫天的雪雾和呼啸的狂风,让他们自己也失去了方向,只能尝试先下降高度,穿过云层。
当飞机终于穿过云层的时候,机长和副机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目力所及,都是一座座白雪皑皑的高山。
飞机已经飞进了安第斯山脉之中。
此时,留给机组人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四处都是几乎已经紧贴飞机机腹的山峰,稍不留神就会迎头撞上。
机长使尽了腾挪之术,在越过了几个山头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山谷,但正当飞机向山谷俯冲的时候,机尾碰到了山体。
“砰!”
整个机尾连同一段后端机体直接被打飞了出去,失去尾翼的飞机一头向山谷下方栽去。
坠机了。
飞机的坠落地点,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万幸的是,飞机失去尾翼后,正好掉到了一个大滑坡上,足足滑行了大概1500米后缓缓停下。因为相对平缓的坡度和厚厚的积雪,飞机并没有起火爆炸。
不幸的是,即便如此,45名乘客中,依旧有12人当场遇难。
幸存的33名乘客挣扎着爬出了机舱,立刻被眼前的场景震住了:
身处海拔3600米左右的群山环绕之中,空气稀薄,天寒地冻,荒无人烟。
而这群穿着夏装准备去圣地亚哥度一个轻松周末的乌拉圭人,没一个人有在高山生存的经验——乌拉圭平均海拔只有100多米,全国最高的山大概也就500多米。
大家第一反应是奔向飞机驾驶舱。
在已经被撞击得严重变形的驾驶舱里,机长已经当场身亡,而副机长满脸是血,被挤压在扭曲的钢铁中动弹不得。看到有人过来,副机长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
“我太痛苦了,给我一把手枪,让我自杀。”
但其实用不了手枪,副机长也活不了多久了。在临死前,他一直反复向大家强调:
“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
旁边有人找出了一张地图:
如果飞机已经飞过了库里科,那么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安第斯山脉的西面。
这是他们唯一能掌握的一条“重要线索”。
南多·帕拉多也是幸存者之一,但他一直昏迷不醒。他在坠机时从机舱后面直接飞到了前面,被撞伤了头部,人事不省。但他已经够幸运的了,就在飞机下降前,他的队友、最好的朋友潘奇诺·安巴尔提出要和他交换位置,以便能坐在舷窗边观赏安第斯山脉的雪景,南多答应了。
坠机发生后,靠窗坐的潘奇诺当场身亡——如果不交换位置,死的就是南多。
死与生,有时候就在一瞬间。
幸存者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熬过第一个晚上。
太阳在下午4点多就下山了。在海拔3600米的山区,气温开始迅速降低。所有的幸存者们把遇难者的尸体都拖出了机舱外,然后用摔坏的行李和椅子堵住残存机身上的各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搭了一个简陋的“机舱避难所”。
安第斯山脉的雪峰
他们都带了打火机,生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找到充足的生火材料——在雪山上,没有植被,没有动物,没有可以点燃的东西。
他们烧掉了随身携带的总共7500美元纸钞。
夜幕降临,气温迅速下降到了零下30度。幸存者们翻出了行李中所有能御寒的衣服或毛毯,裹在身上,钻到了“机舱避难所”里。大家紧紧地都挨在一起,面对面,以便自己呼出的热气能喷到对方的脸上。
当第二天早上的太阳升起的时候,幸存者们知道熬过了第一夜。
然后他们
发现
,有5个受伤的同伴在夜里没有撑住,死了。
唯一支撑大家能坚持下去的信念,是等待搜救队。
幸存者们有一个小型的晶体管收音机,能断断续续收听到外界对飞机失事的反应以及搜救的进展情况,但他们却无法向外界主动联络。
乌拉圭空军联合智利空军和阿根廷空军,在第一时间就开始了搜救工作。他们划定了各自的搜索范围,开始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间来回搜索。然而,由于安第斯山脉中雾气缭绕,飞机的机身又是白色,隐藏在白雪中很难被发现,所以搜救队始终没有发现飞机残骸。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幸存者们的生存必需物资开始慢慢减少。
事实上,因为是一次短途旅行,他们并没有随身携带多少食物。飞机失事后,幸存者们能找到的食物,无非就是一些巧克力、沙丁鱼罐头和酒。在失事后的最初几天里,他们将这些仅存的物资收集起来,严格按照供量分配,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点巧克力、罐头以及喝几小口酒。至于饮用水倒是不缺,想办法将雪融化,就是取之不竭的水源。
然而,在高山缺氧,强紫外线照射以及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一些重伤员还是撑不住了,其中就包括南多的妹妹苏珊娜——南多的母亲在坠机时就已遇难。
第七天晚上,原本就身受重伤的苏珊娜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而已经苏醒过来的南多却无法做任何事——没有药品,没有食物。他用毯子裹着17岁的妹妹,紧紧抱着她。苏珊娜此时已无法说话,只能用眼睛望着哥哥。
南多看着妹妹在自己的怀里死去。
苏珊娜生前的照片
最糟糕的消息,是在第十天到来的。
在这一天,幸存者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用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外界的消息,然后他们就听到了一个足以击碎所有人信心的播报:
鉴于搜寻10天后依然没有结果,
三国
联合搜救队决定停止搜索。
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再会来寻找他们了。
冰寒刺骨,空气稀薄,阳光刺眼,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没有救援,在这3600米海拔高度的群山之中,他们该如何生存下去?
用来储备食物的“储藏间”,已经空了。
他们尝试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吃皮带,吃皮箱,但因为这些东西里都加了化工原料,已经无法入口。
如果说严寒、缺氧和紫外线照射还勉强能够再应付一阵的话,但饥饿是摆在所有幸存者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他们就都要被饿死了。
在一个太阳照常升起的早上,南多看着同伴卡里托斯的眼睛,说了一句话:
“我想吃了那个飞行员。”
吃人,是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的一件事。
但是,当人的信念几近崩溃,意志沉入谷底的时候,唯一残存的求生欲望,会让他们做出原先根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当南多向卡里托斯说了自己的想法后,卡里托斯立刻向另一个同伴阿道夫转述了南多的话,说南多疯了。但阿道夫的回答却让卡里托斯感到惊讶:
“不,他没疯,我其实也想了很久了。”
吃掉同伴的尸体,这个念头其实早就在很多幸存者们的心间酝酿,就等谁先提出来而已。
大概在5、6个小时之后,幸存者们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食用遇难同伴的尸体。
为了能活下去,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当时幸存者们用舷窗玻璃磨制的一把小刀,用来割“肉”
当然也有一些依旧无法说服自己内心的幸存者,于是同伴就用宗教理念的“圣餐”来说服他们:
基督用他的体与血,以非流血的方式自献于圣父作为祭物,并且把自己赐给信徒,作为信徒灵魂的“神粮”。
而另一些人则看得更实际:
那一具具尸体,拥有幸存者们急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与其让他们慢慢腐蚀,不如用来救活着的同伴的命。
于是,同伴原先被掩埋的尸体从雪地里又被拖了出来。
当一块块被火烤熟的肉送入嘴中的时候,幸存者们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变得好转,似乎又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但这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又都是复杂的:庆幸,愉悦,感恩,愧疚,自责,惭愧……
大家对“先吃飞行员”的提议原因心知肚明:因为其他遇难者都是大家熟识的朋友乃至亲人,而飞行员大家都不认识他。
晚上,他们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立下了一个共同需要遵守的誓言:
“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以食用我的尸体,不要心存顾虑。”
幸存者们当时在“机舱避难所”的一张合影,请注意右三椅子旁边的东西,应该是一段人体的脊椎骨
在解决了食物问题——以及吃这些“食物”的心理障碍——之后,幸存者们的处境似乎一下子好转起来。
入夜,他们蜷缩在机舱残骸中,相互依靠,相互取暖,相互鼓励。
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为他们挡风遮雨的“机舱避难所”,其实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
雪崩,是在坠机后的第18天夜里突然发生的。
在这之前,连续下了三整天的雪。在第三天的夜里,在“机舱避难所”的山谷上方,忽然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
一时之间,仿佛千军万马奔腾一般,呼啸而来的雪崩瞬间就掩埋了“机舱避难所”,把所有幸存者结结实实地埋在了雪下面。
大多数幸存者在睡梦中就被埋在了深雪下,他们姿势扭曲,动弹不得,关键是还面临缺氧的危险——75%死于雪崩的人都是因为缺氧。
先脱身的人开始拼命挖自己被雪埋住的同伴,一个个地扒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悲伤地发现,又死去了8个人。
这8个人,入睡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伙伴。
而这场雪崩从某种意义上也拯救了剩下来的幸存者:
首先,积雪覆盖了“机舱避难所”,使他们躲过了后来几天的暴风雪。
其次,他们少了8个要吃饭的人,反而多了8具尸体作为“口粮”。
暴风雪停止后,大家把“机舱避难所”扒出雪堆,晒干坐垫,打扫舱内,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生活。
但大家的情绪更低落了:尸体的肉只能保证他们最低的能量摄取,低温和缺氧,以及看不到生机的未来,时刻在威胁每一个幸存者的生命。
“老基督徒”队曾经的合影
一天晚上,一个叫阿图罗的幸存者向伙伴泽比诺扔了一个东西,被惊醒的泽比诺问“怎么了?”阿图罗说自己觉得就要死了。
一个小时后,阿图罗就死了。
接下来是一个叫图卡提的小伙子,他也说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橄榄球队的精壮小伙子,此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体重不会超过25公斤。
图卡提没多久也死了,他是带着微笑死的。
在那段时间里,死亡其实成了一种解脱,比它艰难的,是努力活下去。
也正是这次雪崩,让幸存者中的几个人下定了决心:
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走出去试试。
12月12日,离坠机过去整整2个月的时候,还活着的16名幸存者们选出了一支三人探险队。
事实上,幸存者们之前已经尝试过几次“探险”,但都因为恶劣的天气和缺乏装备而失败返回,唯一一次有收获的短途探险,是在南面的山谷里发现了当初被撞飞的飞机尾翼。
那次发现让幸存者们又找到了一些衣物和食物,还发现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以及一台照相机。
因为缺乏相关专业人士,他们寄予厚望的无线电发报机最终没能运转,但那台相机却非常重要:他们用它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
当时幸存者们的想法是:如果在50年、100年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会从相机里知道有人曾经生活在这里。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照片,都是当初用这台照相机拍下来的
12月12日,南多、罗伯特和维泽汀三人组成的“探险小组”准备出发。在出发前,剩下的幸存者们给他们送出了最诚挚的祝福。
对于外出寻找求生机会,最坚定的是南多,而其他的人意见其实多少有些矛盾:
如果一直呆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死路一条,但离开还算温暖的“机舱避难所”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寻求极其渺茫的求生机会,又是很多人害怕的。
但不管怎样,大家都承认:在冰天雪地里愿意去探索的人,是真正的勇士,他们肩负着所有人的最后一丝生还希望。
南多(右)和罗伯特在橄榄球队时的合影,罗伯特是第一个站出来愿意和南多一起出发的人
至于前进的方向,“探险小组”决定朝太阳落山的方向——西面前进。
理由只有一个:
副驾驶在临终前曾告诉他们,飞机已经飞过了安第斯山脉,在山脉的西面。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只需要翻过一个小山头,就能看见智利那一边翠绿的山谷了。
以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不可能去质疑副驾驶的判断,但副驾驶的判断恰恰就是错的:
他们其实是在安第斯山脉的中间。
事实上,如果他们当时选择往东走,只要步行29公里,就可以发现一家旅馆。
但在那时候,谁都不是上帝。
黑色的小飞机标志为坠机地点,而幸存者当时以为自己身处蓝圈中
探险队员们带着充足的“食物”,背着用飞机绝缘材料制作的睡袋,穿着用座椅坐垫制作的“雪地靴”,出发了。
在临行前,南多关照他的伙伴卡里托斯说:
“我一定会努力回来救你们的,如果我没有回来……你们需要‘用’到我母亲和妹妹,就用吧……”
然后,三个人就头也不回地向西面一步步走去。
南多之所以那么坚决要走出去,有两个理由:
第一,他想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
第二,他不想等到自己不得不“用”母亲和妹妹的那一天。
三个没有任何登山经验的人,在冰天雪地里,开始用最原始的工具翻山越岭。
在一个斜度呈45度的山坡上,三个人要足足攀登600米,他们每吸五口气,才能勉强挪动一次腿。
爬一步,滑半步。
每当有人想放弃的时候,南多就鼓励伙伴:
“只要你还有呼吸,就一定要前进,直到死为止,这样我们就没有遗憾了。”
在苍茫的雪山背景下,三个人只是三个小黑点(此为纪录片还原画面)
这三个人,确实是准备死在路上的。
当他们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攀登上第一座山峰峰顶的时候,全都愣住了:
他们原本以为,在山那一边将看到翠绿的山谷,但是,360度环绕他们的,却依旧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他们终于发现自己身处安第斯山脉中这个事实了。
南多当场就瘫倒在了地上:
“我们应该是会死在这里了。”
罗伯特握住了南多的手:
“是的,但至少我们是死在一起的。”
眼前的景象确实足以击溃任何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没多久,南多又站了起来,拍了拍手:
“来吧,我们继续走。”
为了加快速度,三个人做出了一个决定:
体力差的维泽汀先返回“机舱避难所”,把衣物和“食物”都留下,而南多和罗伯特继续前进。
在峰顶,南多看到远处的两座山峰之后,就再也没有山峰了,这也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出路,应该就在那里。
两个人互相搀扶,一步一颠地又继续走了6天。
2005年12月,一支专业的登山队带齐所有的装备,重新走了南多他们当时走的路线,认为在缺乏专业训练、装备以及必要给养的情况下,当初他们两人的艰苦程度超出想象
到了12月21日,也就是南多他们出发的第九天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足以让喜极而泣的场景:
就在前方不远,融雪消失了,出现了绿色的植被。
这说明,他们即将跨越雪线。
没多久,更多让他们振奋的景象出现了:
一条河流,几丛野草,无数簇的野花——两个人立刻就把野草拔了出来,放到嘴里咀嚼。
然后他们看到了一个空罐头。
罗伯特说,这个空罐头可能是从上空飞过的飞机上丢下来的,南多告诉他,飞机飞行时是不能开窗的。
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迹象。
再往下走了一段路,他们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
这时候,罗伯特使劲拉了拉南多——虽然两人那时候都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力气了——说:
“看,那里是不是一个骑马的人?”
南多举目望去,在一条湍急的河流对面,真的是有一个骑马的人。
那是一幅有点诡异的画面:
南多和罗伯特对着河对岸的骑马人大声喊叫——他们兴奋于终于碰到了人。
而那个骑马人看着河对岸两个像野人一般的人呆住了——他震惊于这个地方这么可能出现人?
由于河流湍急,喊话的声音被河水声覆盖,双方没能达成有效沟通,而天色很快暗了下来。
南多和罗伯特在河的这一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5点多,南多就起来再一次来到河边,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个骑马的人。
在再次喊话失败后,那个聪明的骑马人用一张纸卷住一支笔,绑在一块石头上隔河扔给了南多。
南多很快就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又扔了回去:
“我是一个乌拉圭人,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已经行走了10天,我有一个朋友在上面。他受伤了。在飞机那儿还有14个受伤的人。
我们必须要尽快离开这儿,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没有食物,我们都很虚弱,你们什么时候能来把我们接走?
求求你们,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在哪儿?”
那个骑马人接到纸条后读了一遍,吃惊地抬头望向了南多,然后又低头读了一遍,随后向他做出了一个“你们等在这里”的手势。
然后,他向南多扔过去一块面包和一块芝士,随即骑马走了。
大约20个小时后,骑马人带着4、5名骑马的军人再一次返回了河边——南多后来才知道,这位骑马人赶了10个小时的路,最终找到了最近的一家军事哨所,搬来了救兵。
直到那一刻,南多才真正确定:他,还有大家,都得救了。
南多(左),罗伯特(右)和发现他们的那位骑马人(中)
南多骑在搜救军人的马上
南多和罗伯特获救的第一时间,就要来了一张地图。
在地图上,他们向搜救队指出了坠机的大概位置,搜救队非常吃惊:
“那里是阿根廷,你们不可能从那里走到这里。”
南多回答:
“我不知道那里是哪里,我们就是来自那里。”
后来人们通过GPS定位,测出南多他们当时步行了大概60公里,但那不是平地上的60公里
两架空军的直升机随即载着南多,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了坠机地点。
在“机舱避难所”的14个幸存者,先前已经通过收音机听到乌拉圭大使宣布“找到了两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幸存者”,早已在那里翘首期盼。
当南多走下直升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冲了上去,围住他,拥抱他,哭着,喊着,笑着。
当时从直升机上拍下的画面
当时大家拥抱的画面
一架载有45人的飞机坠毁在3600米海拔的高山无人区,经过整整72天后,奇迹般地生还了16个人。
这个新闻无疑轰动了全世界。
各国的新闻记者潮水一般地涌向那些幸存者,问他们各种问题,其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
“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们吃什么?”
新闻记者采访南多
最初,南多他们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事实的
真相
是无法隐瞒的,最终他们还是说了出来。
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并不亚于他们能奇迹归来——虽然之前媒体记者们已多少猜到了一些。
西班牙的一家报纸当时用的标题就成了“食人族归来”。
当时某报纸的新闻标题:《16个空难幸存者是靠吃死去同伴的尸体活下来的吗?》
但更多的媒体,却也开始和读者一起探讨一个话题:
“如果当时换作是你,你会怎样做?”
让南多他们欣慰的是,当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一位牧师专门找到了他们,对他们说:
“你们做了正确的事情。”
不久之后,天主教会也认定,他们当时所做的,并没有错。
这让南多他们最终得到了慰藉:
在生死攸关的关头,他们做出了选择求生所必须做的选项,但他们并没有变成野蛮人,而是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最终一起走出了安第斯山。
人们把这16名幸存者称为“安第斯山奇迹”,而那些幸存者们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人类被逼到绝境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
活着。
历史君说:
这一次写的空难事故有一些特别,因为主要是空难发生后的故事。
但其实和之前写的那些空难故事有一点是共同的:
在突然来临的巨大灾难背后,那些触动乃至震撼我们人心的人性:匆匆写下遗书拜托妻子照顾好孩子的乘客,愧疚一生却依旧被遇难者家属刺死的航空管制员,试图驾驶飞机但最后一刻功败垂成的乘务员,以及,最后走出绝境救出同伴的英雄。
我相信,“安第斯空难”的幸存者们在人生的后半阶段肯定还有故事,比如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如何忘记一些噩梦,以及,如何面对那些遇难者的家属。
但有一点我确信,那就是他们会无比地珍惜余下的生命。
每年的12月22日,他们都会有一次聚会——那是他们生还的日子。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会不止一次再次回到安第斯群山中的那个地方。
人在遭遇一些绝境的时候,往往只会有一个意念:
活下去!
而在绝境逢生之后,他们又会由衷明白一个道理:
活着,真好。
有一次,南多和罗伯特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地方,这一次是开着车,沿着他们当年走出来的那条路上前进。
在路上,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骑马的人。
经过辨认,正是当年他们的“救命恩人”。
他们从后面开了上去,摇下车窗,对那位骑马人开玩笑说:
“你好先生,我想我们可能迷路了,能告诉我们正确的路该怎么走吗?”
骑马人转头,看到了他们,立刻就认出了他们俩。
那一刻,三个人都痛哭失声。
多年后,南多和罗伯特与那位叫赛尔杰奥的骑马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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