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你抛弃荣华富贵，甘冒杀身危险，遭人误会，忍受委屈，始终不灰心，不自馁，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你？
郭汝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信念。
1907年9月15日，郭汝瑰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县一户小康的读书人家。起初，父亲郭郎溪想让他走读书进仕的道路，十二岁那年，在父亲的安排下，郭汝瑰来到成都，在成都高等师范附小读书。
郭汝瑰埋头读书的那几年，世道越来越乱，到处都是枪炮声，握笔杆子已经看不到前程。这时候，在川军中已干到师长的同宗堂兄郭汝栋给郭汝瑰指明了一条道，报考黄埔，前途无量。
1925年年底，在堂兄郭汝栋的帮助下，郭汝瑰和袁镜铭、傅秉勋等六位川军中的青年军官，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那时黄埔军校正值革命的春天，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学校任教，并公开宣讲共产主义，郭汝瑰深受影响，内心逐渐找到了前行的信念与力量。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除步兵科的两个大队随校长蒋介石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个大队，均随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武汉。那一时期，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的郭汝瑰在萧楚女、恽代英的革命指引下，开始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与郭汝瑰同期进入黄埔的同窗好友袁镜铭是一名共产党员。郭汝瑰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准备，郑重地找到袁镜铭。郭汝瑰对袁镜铭讲，我知道这不是一条随便的道路，但我相信已拥有了可靠的信念和坚定的脚步，所以请你介绍我入党。
袁镜铭很理解，但他还是向郭汝瑰讲明了一点，入党是有严格纪律的，你是四川军阀郭汝栋的堂弟，如果想入党，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这个字眼对当时的郭汝瑰而言，没有打击，只有激励。
1926年，在郭汝瑰即将毕业时，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4日，黄埔军校的中共领导人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
吴玉章对他们二人讲，我知道你们二人有入党的愿望，现在党需要你们做一些事情，这是对你们的考验。
郭汝瑰、傅秉勋问，需要我们做什么？
吴玉章说，你们二人与四川军阀郭汝栋的关系不一般，一个是他的堂弟，一个是他的妻兄。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眼下需要你们二人提前毕业，尽快返回四川，设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你们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之后，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你们要设法使他不帮助杨森出一兵一卒。
听到这样的计划，郭汝瑰态度坚定地说，我们会尽力去做。
吴玉章强调说，现在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如你们能将他争取过来，这将是很大的功劳。但同时你们也应该注意，革命斗争是复杂残酷的，你们不能过于乐观，要时刻保持警惕，小心行事。你们没有经验，为了在四川开展革命工作，与你们同期毕业的袁镜铭、任逖猷等我党同志将随你们一同前往。
这是郭汝瑰第一次执行党的任务，那时候，他不知道接下来将遭遇到什么？
对于怎样做堂兄郭汝栋的工作，返回四川，来到郭汝栋的驻地涪陵后，郭汝瑰认为血浓于水，诚大于欺，只要他真诚地将革命的道理讲清楚，堂兄郭汝栋一定会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
现实似乎没有让郭汝瑰失望。
得知堂弟一行人的来意，郭汝栋“开诚布公”地对郭汝瑰讲，我和杨森感情不好，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杨森出兵，我可以保证一兵一卒也不给他。现在你什么都不要做，安顿下来就好。
听到堂兄的表态，郭汝瑰激动地跑回住处，立即写密信向吴玉章报告：“郭汝栋已接受第三种意见，并且已将我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
让郭汝瑰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向组织报告这一好消息时，郭汝栋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了效忠。
密信所报告的情况是错的！
究竟是郭汝瑰遭到了欺骗，还是郭汝瑰没有经受住考验，欺骗了党？在当时，这是一个无法求证的问题，因为从那以后，郭汝瑰已遭到堂兄的秘密监视，他寄往武汉的密信全都遭到了截留，他已经无法与吴玉章取得联系。
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加之随后宁汉合流，革命形势进入了低潮，郭汝瑰非但没有意识到已经落入堂兄布置的陷阱，相反觉得在堂兄的支持下获得了一块革命的阵地，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他依旧为能够入党积极努力着，不断地在川军中宣讲共产主义。
郭汝瑰所做的这一切，叫当时在川军中担任少校团副，实为党支部负责人的袁镜铭看来实属难得可贵，因此，在1928年5月，由袁镜铭作为介绍人，郭汝瑰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入党时，袁镜铭告诉郭汝瑰，现在我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是最黑暗的时刻，但我认为你已通过了考验，是一名值得信赖的同志。
郭汝瑰说，只要我们为革命奋斗，黑暗将是暂时的。
但现实的黑暗与残酷远远超出了郭汝瑰的想象。1930年，郭汝栋奉蒋介石之命，将他的二十军调入湖北，加紧“剿共”。为了解决堂弟这个麻烦，一天，郭汝栋“高瞻远瞩”地对郭汝瑰说，汝瑰，你还年轻，以后若想有大的作为，应该在军事上继续深造，现在我这里有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的机会，你要把握住。
郭汝瑰以为堂兄是为自己好，再想到革命确需个人不懈的努力，便欣然接受了堂兄的建议。
然而，郭汝瑰没有想到，他这边刚走，他的入党介绍人袁镜铭便惨遭杀害了。那时候，他无法知道堂兄其实是蓄意将他推向“歧途”。晚年时，郭汝瑰在回忆这一段时曾沧桑地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袁镜铭被杀，意味着郭汝瑰彻底与党失去了联系，自那以后，再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的身份，也没有人可以给他指明方向，路该怎么走，郭汝瑰只能靠胸膛中的一颗红心，用郭汝瑰自己的话讲，随后的几十年，他走的是“白皮红心”的曲折路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郭汝瑰等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毅然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回国后，在堂兄的又一次帮助下，郭汝瑰被保送进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当时的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入陆大时，校长为曾担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的杨杰。后来，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由此一来，郭汝瑰继黄埔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
在陆大学习的那三年，郭汝瑰一心想着军事报国，成绩优异，见解独到，深受教育长杨杰的器重。学满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陆大毕业时，即将奔赴远大前程的同学们纷纷互赠临别感言，郭汝瑰没有写下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深沉地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因为心中始终坚守着那一条红色的道路，郭汝瑰毕业后留在陆大研究所继续深造，没有到军中任职。
有人问他，为何要放弃到军中任职的大好机会？
郭汝瑰只说陆大适合他，其实他是不愿成为反共的帮凶。
但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犯中国，郭汝瑰改变先前的看法，认为军人应该上阵厮杀，保家卫国，为此他积极行动，后经友人推荐，得以进入陈诚的第十四师，担任参谋长一职。
很快，淞沪会战爆发了。
那时，第十四师的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抵抗日军，由于该师四十二旅旅长心存胆怯，防线随时有崩溃的危险，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便紧急找来郭汝瑰，要求他临阵与四十二师师长交换职务，代理四十二旅旅长，指挥作战。
临危受命，郭汝瑰大义凛然，随即提枪入阵。
血战开始后，面对数十架敌机的狂轰滥炸，郭汝瑰始终坚守在阵地前沿，每到有人叫喊“顶不住”时，他便冒死冲出掩体，鼓舞士气。
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后，八千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两千人，在这危急关头，郭汝瑰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指挥部，大声疾呼：我八千健儿已牺牲殆尽，敌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再无见面之期。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
有这一股视死如归的豪情在，四十二旅弟兄的血重新滚烫起来，骨头重新硬起来，此后无论日军怎样地攻，四十二旅的阵地始终没有丢失。
此战之后，郭汝瑰由书生参谋一跃成为军中有名的铁血猛将，备受陈诚的器重。
郭汝瑰的厉害还远不止这些。
到了武汉会战时，国民党高层惊讶地发现，此人不仅有勇，更加有谋，实乃不可多得的党国精英。
武汉会战打响前，蒋介石、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他们还是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准备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已成死守之势。
郭汝瑰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在陈诚召开的作战会议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方案是步南京保卫战的后尘，这样的环形阵地，有一点被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有下河吃水的危险。
郭汝瑰提出，此战应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外围进行积极防御，有力作战。
到会人员认为郭汝瑰提出的新方案是审时度势，可取的，被点醒的陈诚于是命令郭汝瑰领衔重新部署作战计划。
从战后的结果看，整个武汉会战，各军之所以未受到重大损失，关键之处正在于实施了郭汝瑰主张的外围作战计划。
大战之时，屡次绽放智勇光芒，郭汝瑰因此受到了陈诚的特别青睐，不久即在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下晋升暂五师师长。
作为暂五师师长，郭汝瑰随后率部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并且再次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绩，从而受到了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高度嘉奖。
令人感佩的是，在国民党阵营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并没有磨灭郭汝瑰内心坚守的信念。
何为信念？
那时的郭汝瑰有自己的答案，那就是不能无视腐朽，不能同流合污，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应该秉承正义，正道救国。
郭汝瑰在回忆录中说，在直接掌管部队前，我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指挥失误。到暂五师接任师长后，我才知道国民党的军队竟如此黑暗腐败，一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国民党上上下下都在谎报人数吃空饷，打起仗来更是谎报伤亡逃亡骗补给。
1943年，郭汝瑰奉调从前线返回战时陪都，这次调动本是国民党高层有意进一步提拔郭汝瑰，但因为在重庆见到了太多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大发国难财，郭汝瑰的内心备受煎熬。在回忆录中，郭汝耕说：“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du）虫手中葬送，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郭汝瑰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党组织。
1945年4月的一天，郭汝瑰在军务署注意到一位身穿校官军服的来客，经过仔细辨认，郭汝瑰认出此人是黄埔五期老同学，后来随同自己一起打入郭汝栋军中的任逖猷。
郭汝瑰知道任逖猷是共产党员，但他同时又知道任逖猷于三十年代初曾被四川军阀刘湘捕入狱中，此后便杳如黄鹤了。
此人还是不是同志？郭汝瑰不敢确定，但他还是走过去，将任逖猷邀到了一个僻静之处，并且问对方，如今还有没有“关系”？
任逖猷没有问题，但他没有直接回答郭汝瑰，而是试探性地反问了一句，老同学，别来无恙？
郭汝瑰看着任逖猷，坚定地说，二十年来未曾改变。
透过这一句话，任逖猷基本打消了对郭汝瑰的怀疑，但为了安全起见，他没有亮明身份，只是说，我的堂弟任廉儒，当年你是认识的，他原来也是CP（共产党），只是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关系，我可以去打听一下。
就此告别之后，任逖猷指派同志一直在暗中观察郭汝瑰的反应。
郭汝瑰除了期待，一切如常。任逖猷得知这个情况，认为这位二十年前的老友应该能够信任，随后便给堂弟任廉儒送去了信息。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有人敲响了郭汝瑰的家门，郭汝瑰开门一看，来人正是任廉儒。
认出任廉儒之后，郭汝瑰显得很激动，他一边将任廉儒向里屋引，一边说，我一直在等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来。
任廉儒没有说什么，坐下来后，他用恭维的语气继续试探郭汝瑰，老兄眼下可是陈诚跟前的红人，怎还想打听山那边的情况？
郭汝瑰说，我是白皮红心。
表明这一立场后，郭汝瑰没做任何保留，他敞开心扉向任廉儒讲述了这些年的曲折经历，并且表示对国民党的黑暗腐败早已深恶痛绝，眼下只想尽快地找到党组织，恢复党籍，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工作。
听到郭汝瑰的这一番肺腑之言，任廉儒没有亮明身份，只是说，山那边的情况，小弟从朋友处也只略知一二。不过请放心，我兄之愿，定当转达，相信必当报国有门。
从郭汝瑰的寓所出来后，任廉儒的看法与堂兄一样，郭汝瑰是可以信任的，于是他将这一重要情况迅速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作了汇报。
董必武指示任廉儒，郭汝瑰的背景情况十分特殊，保持单线联系的同时要注意进一步地引导、考察。
随后的一段时间，任廉儒时常以老友的身份到郭汝瑰家中做客，有时候还要悄悄捎上《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红色著作，而郭汝瑰的表现也很尽力，每一次任廉儒来，他都会交给对方一些重要的情报。
有了一段时期的接触后，任廉儒认为安排郭汝瑰与董必武见面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郭汝瑰而言，与董必武的见面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虽然此后所走的路依旧曲折，但光明始终照耀在曲折的道路上。
见到董必武的时候，郭汝瑰一颗红心难以安放，他激动地提出来，希望组织能够尽快恢复他的党籍。
董必武说，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不能让他立即作出正面答复，但这并不影响为革命进行奋斗乃至牺牲。
郭汝瑰说，那么我希望尽快地为党工作。
董必武问，国民党最近要你做什么？
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员，但我想去的是延安，不是美国。
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不止一次万里长征，你应该看得远一些！
这次会面后不久，任廉儒正式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的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能留在这边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这样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现在组织上决定，由我负责和你单线联系。”
郭汝瑰当场表示：“只要党能够容纳我，我可以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就这样，一个在党组织无名的信仰者、革命者，彻底抛弃了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毅然决然地投身进了险恶重重的谍报战线。
抗战胜利后，由于陈诚的保举，郭汝瑰官运亨通得厉害，自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一年之内连升数级，后又随顾祝同到徐州担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而进入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掌握了国民党军队行动的最高核心机密。
换作那一些白皮黑心的人，如此受到蒋介石、陈诚的信任、重用，得意还来不及，但郭汝瑰却有自己的担忧。
他对任廉儒讲，现在这个情况，对工作不认真干，对不起职务；认真干，对不起良心。
任廉儒开导他，能够放弃其他人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也是最好的掩护，你需要利用好一点。
郭汝瑰讲，这些我都懂得，当我担心一点，担任作战厅厅长，是需要亲历内战兵燹的，我不愿跳进这样的火坑，更不愿手上沾血。
任廉儒进一步开导他，你说的我能够理解，但如果你不占据有利的职务，就无法得到有价值的情报。革命工作，不光要勇于奋斗，甘愿牺牲，还要能承受误会、委屈。你可以放心，你是谁？未来我可以证明；你所做的工作，未来我也可以证明。
有这一番开导，郭汝瑰终于放下思想的包袱，开始了伟大的战斗。后来，郭汝瑰说，那时候并不是思想觉悟不够，而是深处黑暗之中，内心很不好受，也很担心自己的同志看不清自己。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终日行走在刀尖之上，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为我党提供了大量至关重要的军事战略情报。
1946年内战爆发前夜，国民党军政部制定了一个《国军战斗序列》方案。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此方案刚制定完成，“党国精英”郭汝瑰已通过任廉儒将这份绝密情报转交给了董必武。正是因为有了这份情报，延安总部才赢得了解放战争调兵遣将的宝贵时间。
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要他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当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完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与陈诚等人讨论，蒋介石当场决定了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的进攻目标和方向，对“共军”实施合围。
事关山东战事全局，一回到家，郭汝瑰立即将作战部署抄录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嘱咐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全部美式装备，解放军务必要特别小心。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份情报，解放军在山东才能够知己知彼，也才有了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整编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从而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破产。
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
然而，此方案尚未下达到国民党有关部队，就被郭汝瑰送到了解放军淮海战役前敌指挥部。后来，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又是郭汝瑰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从而增加了解放军分割围歼的胜算。
郭汝瑰在徐州陆军总参谋长任上还做过另一件大事，他打通关节，将打入敌人内部、已是国民党中将的秘密党员张克侠调任徐州城防司令。这一步棋在淮海战役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10日，张克侠、何基沣在万年闸率兵起义，徐州的东北大门由此洞开，这无疑为蒋介石的徐蚌战略决战敲响了丧钟。
据统计，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除了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部署，郭汝瑰还送出了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绝密军事情报，其中包括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
然而在隐蔽战线上奋战过的同志要知道，频频传递绝密情报，墙是要透风的，敌人一定会有所怀疑的。对此，郭汝瑰心知肚明，一方面他随时做好了暴露牺牲的准备，另一方面他时刻保持着警惕性，并且坚信着邪不压正。
那时候，首先怀疑郭汝瑰的是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1947年莱芜战役国民党军惨败后，从山东逃回来的国民党军官曾向杜聿明报告：“郭汝瑰有共谍嫌疑。”杜聿明将这一情况透露给顾祝同，顾祝同不相信，他反问杜聿明，如果他是共谍，他究竟图什么？
杜聿明复无法回答，但凭借直觉，他还是无法打消对郭汝瑰的怀疑。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杜聿明按捺不住，曾当面大骂，你郭小鬼（郭汝瑰个子矮小）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的包围圈里赶。
不光如此，杜聿明还曾向蒋介石告状，这个郭小鬼清廉得不像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着补丁，言行作风很像共产党。
蒋介石虽然不相信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一个共产党会努力地让自己像一个共产党，但他还是在郭汝瑰身边做了手脚。郭汝瑰后来回忆说，解放后我才清楚，我的参谋长许亚殷就是蒋介石派在我身边的特务，还配备有电台，经常与军统秘密联系。那时候只要我稍微露出破绽，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可能遭到不测。
大概是因为始终怀疑，更觉得难以置信。杜聿明病逝前，还不忘抓住前去探望他的郭汝瑰的手问，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
郭汝瑰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们是信仰不同。
三大战役结束后，眼看国民党败局已定，郭汝瑰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于是再次向任廉儒表达了想去解放区的愿望。
任廉儒请示上级领导后，专程到南京转告郭汝瑰：“上级认为解放区不乏文艺和军事人才，你去了也发挥不了很大作用。我军渡江后江南战局可急转而下，一鼓荡平，只西南地区恐怕还有一场血战。组织望你谋去四川任军长，届时率部起义，以影响战局。”
面对新的指示，郭汝瑰没有怨言，更没有退缩，他先是辞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之职，然后动用关系，主动请缨，终于得到了七十二军军长的任命。
1949年12月，在解放军入川之际，郭汝瑰率七十二军所部一万三千余人在宜宾起义，此一举直接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据说，起义通电刚一公布，已逃至台湾的蒋介石捶胸顿足，痛骂郭汝瑰是万万没想到的最大共谍。
为此，海外报纸也发表了一篇题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的文章，其中讲道：“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其实，单论率一军起义的功劳，1955年授衔时，郭汝瑰便是有资格在列的，然而，现实的残酷与无奈却是让人一言难尽的。
解放后，郭汝瑰想要的并不多，他最大的心愿不是加官进爵，而是能尽快地恢复党籍。
那时候，郭汝瑰在四川担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长，行署主任李大章告诉他，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同小组的同志都已不在世，何以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
郭汝瑰想找曾经的单线联系人任廉儒，但任廉儒在解放初期还在执行潜伏任务，不能出面为其作出证明。
无奈之下，郭汝瑰只好在沉默中坚持着、守望着，但他坚持、守望的结果却是另一份无奈与失望。1953年7月，唯一能证明郭汝瑰身份的任廉儒突然去世了，这意味着郭汝瑰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
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断线的风筝郭汝瑰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郭汝瑰曾忧愤地想到死，但心中的信念最终没有允许他这么做。
坚持，守望！再坚持，再守望！
终于，郭汝瑰等来了董必武、任廉儒夫人罗莹澄等人的证明材料。郭汝瑰抓住这一契机，再次提出入党的要求，但组织给他的答复却很谨慎：你在国民党位至中将，历史复杂，必须由中央批准才行。
董必武回信告诉他，按党章须基层通过才能吸收。
这时候的郭汝瑰已经是六旬老人了，想到自己奋斗多年，仍然不能入党，感慨忧伤之下，他为自己写了一首诗：向日勤诚未减，入党差距益多。转瞬六旬将届，不红不专奈何！
1970年，郭汝瑰被安置到四川巴县。在巴县，他将自己希望入党的心愿讲给了同住的干部吴满堂等人听。
吴满堂等人告诉他，老哥，你在国民党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你当入党介绍人？
面对这个无法否认的历史，郭汝瑰痛苦极了，但因为心中始终有信念，他依旧在坚持守望着。
1976年之后，郭汝瑰守望的春天终于到来了，他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一次，他终于得到了同意吸收他入党的批示。1980年4月，组织正式批准郭汝瑰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
这一年，郭汝瑰七十三岁。
从1945年提出恢复党籍到重新入党，郭汝瑰整整经历了漫长的三十五年。
夙愿实现的当天，郭汝瑰在日记中写道：真是“忽如一春风来”，几十年的企盼一夜之间便如愿以偿了，对党的一颗拳拳之心终于得到了慰藉。我追求加入共产党，是追求在中国实现无剥削压迫、有民主法治，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科学昌明，民生富裕的社会。从某种意义来说，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在党的领导下，脚踏实地，进行新的长征。
晚年的郭汝瑰是充实、欣慰、问心无愧的。写完《郭汝瑰回忆录》，面对台湾旧人的辱骂，郭汝瑰说，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这是一种糊涂之论。
令人唏嘘的是，在枪林弹雨、刀山火海中闯荡了一辈子，1997年，在过完90大寿，送女儿去机场的路上，一场车祸却意外夺走了这位伟大战士的生命。
更令人唏嘘的是，郭汝瑰遭遇车祸去世后，台湾的故友给他寄来了一张白纸。
郭汝瑰的儿子郭相操说，这一张白纸是故友对父亲的怀念，大家还记得当年陆大毕业时父亲的那句临别赠言，一切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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