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和彭德怀在西北战场结下了生死之谊，晚年深情地回忆说：“我们的情谊深厚而难忘！”

◆关中分区地委书记习仲勋（右三）和战友们。

文/王永魁

习仲勋与彭德怀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相识的。40多年后，习仲勋这样回忆与彭德怀最初合作时的情形：“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党中央组织工农红军野战军举行西征。其时，我跟随彭老总在戎马倥偬之中度过了好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向他报告工作情况。他虽然长我十五岁，但完全用平等、亲切的态度对待我，外表严肃而内心热诚；在日常工作和战斗中，那种诚挚的关切之情，使我深为所动。”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3日，陕甘宁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在甘肃东部的西华池与胡宗南部队恶战一场。这一仗，虽然给予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共歼敌1500多名，击毙敌48旅旅长何奇，但由于战术指挥上的缺陷，以优于敌人四倍的兵力与敌人作战，不仅未全歼该敌，而且导致我方也损失了1200多人，成为一次消耗战。3月5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在富县茶坊召开营以上的战斗总结会，一起总结此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因为打成消耗战，习仲勋深感不安，以为会受到彭德怀严厉的批评与责备。可是彭德怀却亲切地对他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战。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你们的好消息。没打好，部队有伤亡，不要紧。打了这一仗，把敌人的底摸一摸，这对以后作战大有好处。也算是实战演习嘛！”这一席话，对习仲勋等人的鼓舞很大。其实，彭德怀何尝不知道这次战役失误之所在呢？他在严肃而又宽厚地要求部下时，更是严于责己，甚至在长期蒙冤受屈之时，还在《彭德怀自述》中说：“西华池序战没有打好，伤亡一千二百人左右。”

面对敌人即将进攻延安的局势，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和习仲勋指挥。同时，成立西北野战兵团（1947年7月改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彭德怀、习仲勋临危受命，率军驰骋在陕甘宁广大地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彭德怀和习仲勋密切配合，指挥西北野战兵团迅速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次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

◆彭德怀(左一)、萧三、艾青、赵仲池、习仲勋（右一）。

彭德怀对习仲勋十分尊重，从不称呼他“副政委”，总是以“习书记”（习仲勋时任西北局书记）称之。彭德怀制订的作战计划，在交付讨论之前，总要先和习仲勋交换意见。彭德怀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电台发出之前，都要习仲勋再作推敲和修改。有时候，作战计划弄好了，彭德怀半夜把习仲勋推醒问：“你看，还有什么漏洞么？”收到中央重要文电，彭德怀看后立即同习仲勋一起商量贯彻意见。彭德怀曾经对习仲勋说：“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熟悉边区情况，使我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

为了准确无误地指挥作战，彭德怀和习仲勋常冒着炮火硝烟，亲临前线察看地形和敌情。有时候，敌机狂炸，流弹横飞，情况十分危险，彭德怀和习仲勋互相关心，争先向前。当习仲勋劝彭德怀注意安全，甚至强行将他拉下阵地时，彭德怀总是说：“同志，不到前面去，光靠电话和地图，谁也打不了胜仗。”可是，当习仲勋跳出工事要到前面去的时候，彭德怀却诙谐地说：“让我去，你不要冒险，何必多付出牺牲呢？革命还是多留下一个人好嘛！”

◆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各族代表向大会献旗，右二起：习仲勋、彭德怀、张治中。

1950年10月，彭德怀在西安告别习仲勋等战友，率领志愿军，赴朝鲜作战。1951年，志愿军司令部驻扎在朝鲜仁川一个废弃的大铜矿里，洞内非常潮湿。1951年2月，西北局宣传部参与筹备组织赴朝慰问团。出发前，习仲勋给彭德怀写了一封慰问致敬信，言辞恳切，要求彭德怀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务必保证安全、多多保重，同时以西北局名义赠送给彭德怀一条虎皮褥子。他要慰问团的同志带好信和褥子，到朝鲜后送给彭德怀。1951年5月，彭德怀收到了习仲勋的信和虎皮褥子，当即请慰问团的同志带回口信，对老战友习仲勋表示感谢。

习仲勋晚年多次撰文谈起与彭德怀的战斗情谊，他饱含深情地写道：“每想起他艰苦征战的一生，我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在那漫长而困苦的年代里，我们共同闯过了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我们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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