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史思路的回归与颠覆：两《唐书》在写法上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文｜知衡

体例上，志、传两部分，新书更为亮眼。“志”方面，旧书11志，新书将其礼仪、音乐二志合并为礼乐志，后又增《仪卫志》《选举志》《兵志》，共13志，原有《天文志》《历志》篇幅却超过旧书3倍。“传”方面，废旧书列传61条，增加331条，增设“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特设“藩镇”，移“外戚”“宦官”于“酷吏”“藩镇”之前。新书孔颖达传移入《儒林传》，“以其深于经学也”；孙思邈由《方技传》移入《隐逸传》，“以其人品高，不仅以医见也”；再如杨国忠被改入《外戚传》等，一系列动作背后，是北宋史家对于“以史为鉴”的全新解构。

但新书又并非一味通过排列组合在“创新”。司马迁创纪、传、书、表的书写体例后，自魏晋至五代皆在志、表上有所缺略，清代赵翼曾分析“表多则传自可少”，精简清晰的表格对于梳理错综复杂的史事大有裨益。新书回归传统，立《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维护了纪传体史体例的完备性，此后《宋书》《明史》等一脉延续。

时间紧、任务重，旧书常常就地取材唐国史、实录，也受限于唐宣宗后资料匮乏，难免出现虎头蛇尾为人诟病；新书撰写则更为从容，加之如孙甫的《唐史记》，王彦威《唐典》以及宋敏求所补唐武宗以下六代实录、笔记、小说等可利用的史料大量涌现，让站在旧书肩膀上的新书撰写游刃有余。也因此，新书一经面世后，“《旧书》遂不甚行”。对于旧书何时刊刻，印本几种，学术界总结不一，前代流传至今的尚存南宋绍兴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又称越刻本）和明嘉靖十八年的闻人诠刻本。相比之下，《新唐书》虽然晚出，但历宋、元、明、清四朝，一直被奉为正史。宋代印刷事业迅速发展，刻本远远多于《旧唐书》，较有名的南宋刻本有十四行残本，旧藏吴兴陆氏皕宋楼，后归日本静嘉堂文库；越刻本的元补版印残本，藏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旧藏傅氏双鉴楼；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吴兴刘氏嘉业堂。此外尚有元刻本、明成化南监刻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本、明毛晋汲古阁刻十七史本，清武英殿刻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据称保存旧刻真颜，胜于殿本）等等。有清一代，不仅恢复了《旧唐书》的正史地位，还重新校勘、刊刻两《唐书》，使之更为通行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