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30，《五代史话》连载10（点击本处可查看上篇），欢迎收看。
前面我们已说，吴与南唐，一脉相承，号为两国，其实不过是换个名目。南唐烈祖李昇（徐知诰）长期掌握吴的国政，吴的末年，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杨溥并没有实权。后晋天福二年(937)，李昇受禅即位，不过是名实都归于一人而已。
李昇开头并没有改姓，只改为单名诰，国号也不叫唐，沿吴封齐王之名，称大齐，把吴天祚三年改为昇元元年。他定都金陵，改金陵（吴以昇州为金陵府）为西都江宁府，以扬州为东都。
昇元三年(939)，他才认唐玄宗子永王璘做远祖（一说以唐太宗子吴王恪为远祖），“还”姓李氏，改名叫昇，国号大唐。他同中原沙陀族朱邪氏一样，都以继承大唐朝的正统自命。
然而，他的行事和后唐庄宗李存勖毫无共同之处。
01、南唐烈祖的功与过
李昇继续推行对生产发展有利的政策，宣布凡是避乱移入唐境的，一律计口给食，愿意种田的，分给土地，免3年田赋劳役；派人勘察田地，按照土地肥瘠的程度决定税额。
凡是调兵、征役或有其他赋敛，都照税钱的比例摊派，税额高的多派，低的少派，人民负担比较合理。
这同中原后晋、后汉比较，显然高明得多。后来宋朝取了江南，也沿用了这个办法。
李昇还推行奖励生产的措施，3年内种桑树达3000株的，赏帛50匹；每丁垦田达80亩，赏钱两万，免5年租税。
李昇本人生活很节俭，常穿用蒲编的鞋子，梳洗用具是粗劣的铁器，左右服侍的只是几个老丑的宫人。
李昇自己不讲究享受，对于为国死事者的家属，却并不吝惜，发放3年俸禄做抚恤费。
他对邻国，则采取和平相处的方针。所以，从各方面综合起来看，在封建统治者中间，李昇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
南唐昇元七年(943)，李昇因求长生，服方士所献金丹，中毒去世。这时南唐境内，经过了四五十年的休养生息，殷富充实，其他地区很少能够比得上的。德昌宫储藏兵器钱帛700多万，政府的财力很充足，它的版图包括鄂州（今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北广大地区，与中原国家对峙，仿佛又是南北朝的格局。
这个较好的局面，是杨行密（吴开国皇帝）、徐温（吴宰相、李昇义父）、李昇缔造经营的成绩，其中又以李昇最为显著。他掌握政权的时期，几乎没有打过仗。
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本人厌恶战争；一是杨、徐、李三人创业，政权到手以后，都非常重视对内防范。从当时形势来看，也不得不然。
徐温在世的时候，便夺了杨氏的权，也夺了杨氏其他将领的权。李昇是徐温的义子，与徐温亲生的儿子也有一番较量。他自己做了吴国的宰相。从宰相上升到了皇帝，便不许别人久任南唐宰相。李建勋是个贤相，执政的日子一长，便被罢了官。
李昇连宰相也要防范，当然不能让武将掌握兵权，不用兵的秘密就在这里。
02、福建之役尽显中主短板
李昇死后，儿子李璟即位，当年改元保大。李璟便是以填词有名的南唐中主（元宗）。
我们肯定不打仗的李昇，但是并不认为南唐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打仗。在分裂割据的时代，不打仗不可能走向统一。
后周以前，中原混乱，从全国来看，南唐是地大力强、政局安定的大国。南唐君臣如能奋发有为，即使做不到统一南北，只要能够统一南方，也可以为统一大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因此，李璟在这时候有开疆拓土的打算，完全是应该的，但他的问题在于“所以行之者非也”。
我们先看福建之役。保大二年(944)十二月，南唐见闽国内乱，命查文徽、边镐领兵，从江西入福建，进攻建州（今福建建瓯）。建州一带的人民，都厌恨闽国的内战，反对闽国的苛政，争先恐后，伐木开路，欢迎唐军。
保大三年，唐军在八月中攻克建州，灭了闽国。不久，汀、泉、漳三州守将也相继投降。
可是，唐军战胜之后，在建州大肆掳掠，把宫室房屋，几乎烧光。气候又不凑巧，恰遇低温大雨，冻死了许多人。福建人民大失所望。南唐中主李璟却因诸将有功，不加处分。
这时，福州还有闽国的残余势力。李璟不懂用兵之道，不准诸将乘战胜之威，一鼓作气，拿下福州。直到保大四年(946)六月，才派枢密使陈觉到福州，用“三寸不烂之舌＂，去招降守将李弘义，劝他到江宁府入朝。
李弘义知道他的来意，板着脸见他。陈觉害怕，竟不敢提到要他入朝的事情。陈觉还到剑州（今福建南平），擅自发兵，进攻福州，大败。
南唐不得不增兵添饷，进攻福州。李弘义独木难支，便求吴越援助。吴越兵战斗力并不太强，但对付唐兵已经足够。保大五年(947)，南唐军在福州城下败溃，丧失了大批军资器械。
江西各州仓库中储藏的物资，经过了这次战争，几乎消耗到一无所有的程度。
南唐不仅受了重大的损失，也失掉了对中原采取行动的时机。保大四、五年间(946-947)，契丹入汴，石晋灭亡，正是中原大乱的时刻。石晋的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刺史皇甫晖、棣州（今山东惠民东南）刺史王建率众投奔南唐；淮北许多义兵首领都要求南唐援助。
南唐本以唐室后裔自居，在这个时候，亮起这块招牌，很可以起号召的作用，如果措置得当，得志于中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虞部员外郎韩熙载，本来是中原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在后唐中过进士，因父亲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所杀，逃奔江南。他临行对友人表示：“吴若用我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
韩熙载到江南21年，才看到这个机会，上疏请求出兵，指出若待契丹主北归，中原有主，事情就不好办了。
可是南唐先被福建事件绊住手脚，无法行动，继而在福州大败，阵亡两万多人，元气亏损，更谈不到北定中原了。
03、成为后周之臣
我们再看湖南之役。
保大九年(951)，湖南马氏兄弟争国，将领跋扈，最后一个被将领所立的马希崇怕被部下杀害，请南唐派兵保护。于是南唐派边镐从江西取潭州（今长沙），刘仁赡从武昌取岳州，一举灭楚。
南唐君臣得此成功，高兴得忘其所以。李璟以为“天下一家”，指日可望。魏岑在宴会时居然会说：“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节度使。”李璟居然答应，魏岑更立即跪下谢恩。他们显然已把福建之役吃到的苦头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但也有头脑清醒的人，已经致仕的前宰相李建勋忧心忡忡地说：“大祸恐怕将从此而起了！”他的预言不久便变成了现实。
南唐灭楚时，已在后周太祖（郭威）广顺元年(951)。第二年，湖南旧将刘言等起兵反唐，唐军很快便被赶走了。
为什么失得如此之易？有一个叫孙朗的将校，先从淮北投奔南唐，后在湖南叛唐。他说：“朗在金陵数年，备见其政事，朝无贤臣，军无良将，忠佞无别，赏罚不当，如此，得国存幸矣，何暇兼人！”孙朗的为人并不可取，话倒说得颇有道理。
唐用边镐取湖南，又用他守湖南。边镐其人并不残暴，还能做点好事，但绝不是良将。他参与过攻克建州之役，因能保全俘虏的性命，被人叫做“边佛子”。他进入潭州时，军纪严明，街上店铺都能照常营业。湖南饥荒，他发马家仓粮，救济饥民。潭州人都叫他“边菩萨”。
李璟失掉了湖南，懊丧已极，不想再用兵打仗。然而后周已经强大起来，南唐不可避免要受到中原王朝的压力。
后周显德五年(958),李璟在屡战屡败的形势下，放弃长江以北土地，废除帝号，改叫“国主”，并改用后周正朔，连自己的年号也不用了。
南唐中主李璟死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在著名词人李煜（后主）统治的时期(961-975)，南唐只是宋的附庸罢了。
上面说的是南唐兴衰的简略的过程。
04、未能适应时势，败亡成为必然
我们进一步要问：这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大邦为什么会走向衰败没落？“所以行之者非也”究竟“非”在哪里？
据笔者的看法，原因在于南唐政府的方针政策，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
烈祖李昇的政策，好处是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缺点是没有为统一南北创造条件。他注意防范手下的将相，结果是削弱了国力。
中主李璟多才多艺，善骑射，工诗词，写的八分（隶书）在江南号为一绝。但是时势需要的是一个富有阅历、能够审时度势、兼具军事才能的英主，中主是一个优秀的翰林学士，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他改变了烈祖不用兵的政策，却没有执行与用兵相适应的政策，最紧要的是没有执行发现人才和整军经武的政策。
我们认为，江南并不是没有人才，在同后周的对抗中，刘仁赡坚守寿州数年，柴克宏率数千老残之众救常州打败吴越兵，都卓然有所表现，但他们都不是一直受到重用的人物。
中主任用最久的宰相冯延巳，是著名的词人，并不是治国的能臣。野史《钓矶立谈》把冯延巳和兄弟延鲁、魏岑、陈觉、查文徽合称“五鬼”，很可能是敌对者攻计之辞，未必符合事实。然而延巳没有治世的才能，却毫无疑问。
我们可以断定的是：这个以文人学士为首的南唐政权，没有实行为振兴国势所需要的政策，因而在后周、北宋崛起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亡的结局。
当然，南唐在振兴文化的方面作出过可观的贡献。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我们将在有关五代文化的章节中再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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