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摧枯拉朽，天翻地覆的一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挥戈南下，横扫各路残敌，回头望去，仅仅几年光景，一个曾经由国民党统治的万里江山便彻底变了颜色，旧貌换了新颜。
但是，失掉大势，遭受惨败的国民党集团并没有被完全消灭。他们扼守孤岛，负隅顽抗，企图死灰复燃。1949年1月，蒋介石隐退溪口前夕，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同年八月，蒋介石在组建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时，另组建了一个直属总裁办公室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情特工作以及大陆反共武装的游击行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委员有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彭孟缉、季源博、陶一珊等人，俱系情治各部门的首脑，蒋介石指定唐纵为召集人，蒋经国为督导。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任“总统”，旋即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又特设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室”下面的“组”，表面无足轻重，实则可对外行文，总管全台情报特工。资料室主任蒋经国，为巩固“复兴基地”的安全，在岛内大肆营造白色恐怖氛围。那一时期，夜幕下的台湾，城市的墙壁上到处可见猩红的反共标语，在这种氛围下，潜伏在国民党军政高层的“内线”失去了对外联络的通道，成了无法发挥效用的“死棋”。
孤岛对岸，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暴风雨并没有停歇。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发起攻击金门古宁头的战役，但由于情报失准，缺乏渡海作战经验装备，9600多名将士经过两昼夜浴血苦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全军覆没；11月5日，解放军三野七兵团再次发起攻击舟山群岛登布岛的战役，但因为同样的原因，1400余名将士血洒疆场，壮烈殉国，渡海登陆作战又一次遭遇重大挫折······
渡海作战连续两次失利，给所向披靡的胜利雄狮敲响了警钟。中央高层认为，渡海作战解放台湾需做出更周密的准备，其中一项，派人赴台与潜伏在国民党军政高层的“内线”恢复联系，收集台湾方面重要军事情报，刻不容缓。
接到任务，华东局领导反复斟酌赴台特派人选，经过综合考虑，这项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朱枫的肩上。
朱枫，原名朱贻荫，又名朱谌之，单讲党龄以及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经验，她只有五年党龄，此前也未单独执行过高风险、责任重大的地下特派任务，因此算不上久经沙场的老地党。
东南局领导之所以点朱枫的将，主要是因为她在台湾有“正当”关系，方便潜进去。当然，从过往的斗争历程看，朱枫的党性作风也是值得信任的。
朱枫1905年出生在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其父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讲出身，她是典型的富家小姐，家境好，受到的教育也好，早年间她并没有投身革命的念头，追求的只是安康的小日子，是个温婉的小女子。
因为身体不好，犯有胃病，害怕自己不能生育，朱枫第一次嫁人没有选择郎才女貌、琴瑟相合，而是远嫁到东北，给东北兵工厂的一位陈姓工程师做了续弦，图的就是对方家境尚好，养有子女，万一自己不能生育，不至于难看。
然而嫁到东北没多久，九·一八就爆发了，第二年他的丈夫就亡故了。乱世之中，东北没了依靠，朱枫只好带着只有一岁的亲生女儿和亡夫的孩子返回浙江老家，躲避战乱。
朱枫是读过书的女子，“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道理她是懂的，但一介弱女子拖家带口，乱世保命尚难，再想为家国轰轰烈烈地做一些事，却也是有心无力，很难实现的。
还好，这一时期，朱枫与进步青年朱晓光相识相恋，组建了一个新家庭。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朱枫、朱晓光夫妇为了躲避战乱逃难到武汉。那时候，朱枫夫妇很想为抗战出一份力，在武汉新知书店工作的朱晓光二哥朱曙光得知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后，便介绍他们认识了共产党员、新知书店的创始人之一徐雪寒。
徐雪寒告诉朱枫，新知书店是一个穷书店，1935年在上海创办时，启动资金是靠发起人10元、20元凑来的，眼下全部资金加起来也只有2000多元，自“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迁来武汉，为了站住脚，扩大发展进步事业，书店同仁每天都在四处筹款。
朱枫听到新知书店资金拮据，当场提出愿意变卖家产，在困难时期加入这个进步的大家庭。
徐雪寒没有想到，没过多久，朱枫便将一笔500元的巨款慷慨地摆在了他的面前。
徐雪寒对朱枫说，一次投资500元，你可算是新知书店的大股东了。
朱枫说，国难当头，我不想做什么大股东，只想尽我一份力量。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新知书店转移到桂林，朱枫、朱晓光夫妇因为工作需要，没有随书店转移，而是先撤往湘西，后又转移到了浙江金华。
也许命中注定与台湾有缘，在浙江金华，朱枫又慷慨大义地做了一件事，她不仅再次捐出800元帮助台湾爱国志士筹建了台湾抗日义勇军，而且将自己年仅八九岁的亲生女儿朱晓枫送进了台湾义勇军少年团。
多年后，朱晓枫回忆说，这辈子，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非常少，八九岁之前我跟着她，后来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习和成长，母亲便把我送到了台湾义勇军少年团。她不是个婆婆妈妈的母亲，并不整天想着把儿女护在身边，但是她为我的成长选择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起初我不懂得，后来我才体会到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1939年秋天，朱枫与朱晓光奔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于中村，在艰难环境中为新四军战士提供书刊。
1940年，由于日军的经济封锁和战时交通不便，迁至桂林的新知书店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出版书籍所需的物资严重供应不足，急缺印刷制版用的薄型纸张。
为了渡过难关，桂林新知书店总管理处急电朱枫和朱曙光，请他们去日军占领的上海想方设法采购纸张，并撤回存放在上海的一部分书籍，完成任务后一起返回桂林。
当时，朱枫刚从新知书店设在皖南的新四军随军书店回到金华，正准备前往金华附近的云和看望分别已久的亲人。但接到总店的指示后，朱枫没有犹豫，立即跟着朱曙光来到了上海。
由于印刷制版用的薄型纸张属于日军管控的战略物资，想搞到，不仅要利用关系打通关节，而且需要一笔购纸的巨款。
留守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的汤季宏告诉朱枫，眼下倒是能联系到一批日本生产的薄型纸，但商家要价非常高，而且不给筹款时间，想办成这件事，恐怕很难。
朱枫说，我还有最后一笔钱可以动用。我的外婆传给我一颗3克拉的钻戒，存放在上海一间银行的保险柜里已经有些年头了，我会立即取出来，争取能兑换出一个好价钱。
汤季宏说，新知书店能得到你这样的支持，真是幸运。
朱枫说，比起那颗祖传的钻戒，我更热爱新知书店这个家。
像上一次变卖家产一样，几天后，朱枫将一笔3200元的巨款毫无保留地交到了汤季宏手中，并最终购得了桂林急需的薄型纸。
随同这批薄型纸一同来到桂林后，朱枫在新知书店桂林分店主要负责邮购书籍和出纳工作。让同事们记忆深刻的是，本应是书店大股东的朱枫很能吃苦，对身边人特别关爱，总能给人带来一种温暖的力量。
如果命运始终是风平浪静的，朱枫也许一直会是一名从事进步文化事业的平凡的人、温暖的人，但随后爆发的皖南事变改变了朱枫的人生轨迹。
朱枫的丈夫朱晓光一直坚守在新四军的随军书店里，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他被国民党抓去关进了上饶集中营。
女人的伟大力量多是从真挚的爱中迸发出来的。得知丈夫被俘，备受煎熬几个月后，朱枫通过新知书店向党组织提出，希望组织能够同意她前往江西上饶，设法营救丈夫。
党组织没有阻拦，同意了。
1941年夏天，朱枫持桂林新知书店负责人的介绍信，日夜兼程从桂林赶到江西上饶，然后找到了与我党保持秘密接触，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购粮委员会副主任的孙晓村。
孙晓村说，直接营救恐怕难以办到，眼下只能寻找机会让你去探监，但你需要考虑以什么名义去探监。
这是朱枫地下工作的真正开始。
通过孙晓村，朱枫了解到丈夫在集中营中没有使用真名，而是化名叫朱志芳。为了帮助丈夫在集中营创造宽松的环境，经过一番斟酌，朱枫决定化名为周爱梅，取爱她的“梅郎”之意（朱枫爱称丈夫为梅郎），然后以她父亲与朱志芳的哥哥同在兵工署是好友的名义前去探访。
更关键的，朱枫为“周爱梅”设计了一个唬人的身份与性格，家中有钱，穿着时尚，出手大方，为人仗义。
在孙晓村的帮助下取得探监机会后，朱枫一进集中营就激灵豪爽地向看守朱晓光的宪兵特务塞物塞钱，嘴里还说道，我父亲与他哥哥交好，叫我来探监主要是开导开导他，这人是个死脑筋，没有什么能耐，万万不能叫他上了贼船还帮贼人数钱。
负责看守的宪兵特务见好处沉手，再听这些干脆话，也就顺手行了方便。
进到狱中，看到惨景，朱枫没想到丈夫因身患疟疾、疥疮，躺在冰凉的泥土地上，早已成了半个死人。
你这家伙真不经折腾。朱枫心如刀绞，嘴里却不以为然地说道。
朱晓光抬头，看见妻子来了，强忍着没有流泪。
行啦！再不要做糊涂事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又能做出什么事来。这样办好了，我去给你买一些药来，治治你的病，不过你要保证，好了一定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这些话，负责看守的特务宪兵没有听出毛病，因此没有阻拦。
过了几天，朱枫到药店买了许多治疟疾的奎宁、治疥疮的药膏以及大量针剂来。特务宪兵见朱枫这个阵仗，疑惑地问，你想给几个人治病？
朱枫说，一个我都嫌烦。
特务宪兵说，那你买这么多药来。
朱枫假模假样地说，多买一些显得仗义，回去也好向家里交差。
其实，朱枫买这么多药是变相地拉拢特务宪兵，好让他们卖掉多余的药，发一笔小财，以便给丈夫治病。
朱枫的这一套说辞做法，效果好得甚至到了荒诞的程度。给丈夫用了药之后，集中营的特务宪兵觉得朱枫会办事，来头不小，居然特意请朱枫留在牢房里，再好生敲打敲打“死脑筋的朱志芳”。
终于获得了与丈夫独处的机会，朱枫流泪了。流完泪，朱枫对丈夫说，我能做的也许只有这些了，接下来全靠你自己了，你要像我说的那样，装作死脑筋，他们要你悔过自新，你可以避重就轻地讲，只有能出去，日后必定报他们的大恩大德。
由于桂林有工作，不能长时间在上饶逗留，丈夫的身体日渐好转后，朱枫便奉命撤回了桂林。
朱枫这一次来，虽然没能成功地将朱晓光救出去，但却改善了他在狱中的待遇，也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斗争力量。随后的半年，集中营的看守特务觉得这个叫“朱志芳”的家伙，家里有些条件背景，脑筋又比较死，渐渐地也就对他放松了监管。
1942年4月，一个大雨磅礴的深夜，朱晓光抓住看守特务叫他到室外收拾杂物的机会，成功地从集中营逃了出来。或许是因为妻子给他带来了强大的力量，越狱成功之后，他竟然穿越了赣闽浙三省的荒山野岭，最后成功地辗转到浙江云和，并且联系上了党组织。
朱枫得知丈夫越狱成功，立即从桂林启程赶到浙江云和，接应丈夫一同回到了桂林。
勇闯虎穴，只身救夫，让党组织看到了朱枫随机应变的能力。1943年，新知书店将朱枫派到重庆，在新知书店开设的“珠江食品店”担任会计和出纳工作。
在这一岗位经过短暂历练后，1944年初，新知书店又将朱枫派往上海，参与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组同丰商行事宜。
孤岛时期的上海，地下工作者的处境是万分危险的。
刚来上海不久，尚不是共产员的朱枫便一脚陷入了凶险万分的境地。这一年10月，因为汪伪特务的渗入，同丰商行遭到敌人破坏，包括朱枫在内的工作人员被沪西日本宪兵队逮捕。
面对日本宪兵的酷刑拷打，朱枫守口如瓶，始终坚称自己只是书店普通职员。日本宪兵不相信，继续对她施加酷刑，朱枫很顽强，即便手指被弄残了，依旧没有变节，而且伪装得很好。
扛过这一遭，日本宪兵放弃了，后经地下党的积极营救，朱枫终于死里逃生，活着走出了沪西日本宪兵队。
让人感到万分钦佩的是，刚出狱，朱枫居然不顾危险，通过气窗再次爬进已被查封的店里，把敌人没有搜走的存款、支票本、账册偷偷取了出来。
这么做，朱枫的理由很简单，革命需要经费，它们经过我的手，我不能让它们损失掉。
经过这一次血与火的洗礼，1945年春天，经华东局批准，朱枫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往上海建华贸易公司、鼎元钱庄工作，一边为革命事业继续理财，一边利用其合法身份和上层社会关系，搜集情报，掩护革命同志。
1948年，为了尽可能地将汇聚香港的爱国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护送回国，组织上将朱枫派往香港合众贸易有限公司。
临行前，朱枫将十六岁的女儿朱晓枫送去了苏北解放区，将较小的儿子朱明带在身边一起去了香港。
朱枫在香港的地下工作是润物细无声的，但有一件事却深深印刻在了女儿朱晓枫的生命里——汤季宏是我党一位地下同志，1947年不幸被捕，1948年被组织营救出狱后由朱枫负责护送转移到香港。护送途中，见汤季宏在无铺无座的四等舱里被冻得瑟瑟发抖，朱枫默默地走进卫生间，脱下身上仅有的一件厚毛衣，然后给汤季宏穿上了。
朱晓枫回忆说，起初，我以为母亲什么也没给我留下，直到母亲牺牲40周年时，有位同志找到我，告诉我，他就是当年受我母亲保护的汤季宏，我母亲给他穿上的那件厚毛衣，他保存了四十多年，现在见到了我，他要把毛衣赠给我，留作纪念。摸着已经磨破的厚毛衣，我止不住眼泪，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的母亲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有人记得她，记得她的善良······
按照党组织的原先安排，新中国成立后，已圆满完成香港工作的朱枫就可以返回上海，与一家人团聚了，这也是朱枫十几年来最为期盼的事。
考虑到朱晓光在集中营受过磨难，眼下在上海又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华东局的领导在点将之余也曾犹豫过，但考虑到朱枫有潜台的最佳时机和条件，领导最终还是找朱枫谈了话。
谈话是在极其坦诚的氛围下进行的。
华东局的领导对朱枫说，不是因为你最为合适，组织不会这样考虑，但这不是命令，你可以按照原先的计划，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
朱枫说，这时候回家，那就是退缩。眼下没有人具备我这样的有利条件，我应该去，必须去。去了，再回来，我就可以光荣地回家了。
人生的伟大，有的是雄才大略写就的，有的却仅仅因为机缘巧合下的那一份忠义担当，比起前者，后者更让人钦佩动容，当然，有时候也显得更加残酷。
朱枫所遇到的机缘巧合，也就是她所说的有利条件，说来真是让人感到沉重。就在华东局斟酌潜台人选时，就在朱枫准备胜利回归时，她的继女陈莲芳（前夫的女儿）忽然从台湾寄来一封信。在信中，陈莲芳向朱枫报喜说，她的孩子出生了，希望妈妈能够到台湾看一看。
陈莲芳的来信无疑给朱枫潜台提供了“正当”理由，更关键的，陈莲芳夫妇均是台湾保密局电讯处的人，由他们帮忙办理入台离台的手续，势必会省去很多麻烦，更有把握。
接受任务，与华东局的领导握手告别，准备潜台时，朱枫流露出来的不是什么壮志豪情，而是一个女人对丈夫的真挚情感，对家的温情期盼。
她连续给丈夫写了两封信——
“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给丈夫写家书，朱枫总是称呼自己为“兄”，称呼丈夫为“妹”。
“今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我的，好不惆怅。你一定以为我也许去了。好吧，那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朱枫的家信，没有一丝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凉——
1949年11月25日，受命潜台的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了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海轮，27日下午，顺利从基隆港上岸。
此次潜台，朱枫的任务是与“密使一号”、“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取得联系，并将其手里的军事情报第一时间送出。
吴石，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抗战结束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期间，吴将军曾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提供过大量绝密情报，周恩来弥留之际曾特别提到不能遗忘台湾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张学良，另一位就是吴石。
按照我党隐秘战线的纪律，朱枫作为“密使一号”特派员，除了与吴石将军取得单线联系，轻易不能与其他人员发生横向联系。历史上，我党地下工作因为草率建立横向联系，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然而，或许是因为对台湾隐秘战线斗争的残酷性掌握得不够全面，又或者是受到了台湾地下党盲目乐观的影响，朱枫潜台，刚开展工作就犯了一个严重到后来致命的错误。
在未与吴石取得联系前，朱枫率先与台湾地下党的一号人物、代号“老郑”的蔡孝乾建立了横向联系。
“老郑”蔡孝乾是位老台共，曾参加过长征，但作为台湾地下党的一号人物，此人却有致命的弱点：一来长期孤悬台湾，党性不强；二来对台湾的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行动冒进草率；第三生活腐化，好色堕落。
与蔡孝乾取得联系后一周，按照约定，朱枫与吴石顺利取得联系。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朱枫与吴石秘密会晤六次，陆续传回大批军事战略情报，其中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
毛主席看到这些绝密情报，不仅当即夸奖说：“这位女特派员和那位密使一号都好能干哟。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而且即兴挥笔，在一张红竖格信纸上为英雄写下了赞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从毛主席的赞诗中也可以看出来，情报送出之后，朱枫可以立即返回了。华东局当时也是这样安排的。朱枫接到上级“速回”的指示，异常欣慰，她托一位商界的朋友给上海的亲人捎回了一张便条，上面简单写着几个字：“凤将于月内返回”（朱枫在家小名叫桂凤）。
可是，谁人能够想到，眼看就要踏着黎明的光辉回家了，血腥与黑暗却突然淹没了一切。
“老郑”蔡孝乾被捕了。
更糟糕的是，未等蔡孝乾叛变，保密局的特务已从他兜里的一张纸币上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资深地下党，竟然笔记同志的真实电话号码，这是怎样的低级错误），还没有完，紧接着保密局的特务又在蔡孝乾的工作笔记本中发现了“吴次长”的名字。
顺着电话号码查下去，此电话是陈莲芳的家中电话，朱枫暴露了。
而吴石也陷入了暴露的边缘。
紧急时刻，吴石将军铤而走险亲自为朱枫签发了飞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然而，随着吴石的家中遭到保密局特务搜查，吴石夫人被特务第一时间带走审讯，吴石为朱枫签发《特别通行证》的相关证据被搜出，吴石也暴露了。
得知朱枫已逃向舟山，保密局特务随即在舟山展开了大搜捕。
舟山距离朱枫的老家仅一步之遥，但这一步最终却没能跨过去，1950年2月18日，朱枫在舟山被捕。
起初，保密局特务企图以高规格的礼遇优待来感化朱枫，但这些终究是徒劳的。2月26日夜晚，趁看守特务没有注意，朱枫取出随身佩戴的金链、金锁片，撕开海富绒大衣肩衬里密藏着的一只金手镯，一并吞下，自杀明志。
特务发现朱枫吞金自杀后，紧急抢救后调用军机将她押回台北。
之后的三个多月，保密局特务对朱枫展开了怎样的攻心，我们不得而知，但1950年6月10日射向朱枫胸口的那七颗子弹，能够让我们深深地知道她有着怎样硬的骨头，怎样坚毅的脊梁。
敌人是怎样的愤怒。
英雄又是怎样的不屈。
母亲牺牲后，女儿朱晓枫对母亲的评价让人沉默、泪目：我只是时常想起母亲。那位入狱后叛变的党委书记（蔡孝乾），受过多年的培养教育，经历过两三五千里长征，但在刑逼面前的表现，竟然不如我母亲这样一位女子。我母亲没有系统学过马列主义。去世时党龄只有5年，在7颗子弹穿透胸膛前，还能高呼出“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
看朱枫走向刑场的那张照片，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一眼看去，让人心痛，更让人铭记！
写这样一位英雄，很动容，因为她让我想到了和平时期的英雄们，他们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或许都是波澜不惊的，但当祖国需要时，他们不会退缩，他们的一生或许只有壮烈的一笔，但这一笔却是真正的平凡而伟大！
上一个： 匈奴单于和左右贤王势力范围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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