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实际上，在史事繁杂、编纂者资质有限的情况下，之所以《元史》进展如此之快，与明太祖朱元璋是脱不开干系的。按理说，明军攻克大都之后，顺帝北走大漠，明朝的统一大业远远没有完成，残元的统治机器尚在，长城沿线及西北、西南、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元朝残余势力占据。国家尚在戎马倥偬之际，若从简单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学目的出发，没有必要这样仓促，在丝毫不具备修史条件的情况下强行上马。何以明太祖如此急不可耐？
这恰恰是因为朱元璋要给当时看似“未亡”的元朝，来个“盖棺论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元虽亡国，事当记载”。这就意味着，在此时编纂《元史》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用来宣布元朝的气数已尽，昭昭天命已经归于大明，从元顺帝到当时其他几个割据势力（比如割据四川的明夏政权）都应即刻稽首归服。
出于这种功利的政治动机，对于朱元璋来说，相比史书质量好坏，《元史》的尽快问世才是当务之急。对此显得很有利的一个条件是，明军北伐大都时，获得了元政府官修的《十三朝（太祖至宁宗）实录》《经世大典》《大元一统志》《功臣列传》等重要材料。历朝实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经世大典》也记载了蒙古时期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反映了元初至文宗朝（1328—1332）的典章制度沿革。这样一来，朱元璋干脆指示，“即旧志成书”，也就是依照实录与《经世大典》等书来写。
但皇帝给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等材料由元大都送到南京，在时间上不会有过细检阅加以研讨的余裕，而只能是立即照抄照搬进行编纂。书稿完成后，经朱元璋亲自审稿，未经修订，便匆忙刊刻。所以清代的赵翼就为宋濂等人开脱，“一部全史，数月成书，亦首尾完具”，已属不易了。毕竟，是不可动摇的天子意志催生了《元史》这个“早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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