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学问的一批人为什么编修不好《清史稿》？

文｜罗山

赵尔巽字次珊，是清朝汉军正蓝旗人，曾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东三省总督，官场经历丰富。1907年，张之洞入京授军机大臣，他的继承人就是赵尔巽，赵在任上筹办了湖北法政学堂。1908年2月任四川总督，1911年3月任东三省总督，并授钦差大臣。可见，赵尔巽不是一般的失意官僚，他是清廷最为信任的封疆大吏之一。赵尔巽还有个亲弟弟赵尔丰，也做到了四川总督，任上积极在川边藏区推行改土归流。他曾在镇压边民时一路提兵西进，到达今天林芝地区，前锋部队距离拉萨只有六天路程，可见此人为政手段非常刚猛。结果到了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时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称为辛亥保路死难事件，也称成都血案，赵尔丰被认定为祸首，一时川中人人痛恨赵屠夫。最终，赵尔丰在辛亥革命后被四川民众抓住，在成都街头斩首。弟弟这般下场，赵尔巽对辛亥革命乃至民国政府的态度，是不难想象的。

在赵尔巽的主持下，清史馆先后聘请百余海内名流参加修史工作。清史馆名义上对撰稿人的标准是“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实际上撰稿人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员居多，少数旗人则因祖辈、父辈功荫为官。这些清朝的既得利益者不必多想，大多是遗老，“家国存亡之故，未尝一日释怀”。这些人来修史，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前半生辩白，为自己的政治取态辩白，抒发对过去的怀恋，“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说句老实话，如果辛亥革命不曾发生，这些遗老大多数是有机会在官场上更进一步的。比如说柯劭忞，进士出身，翰林院侍讲。王树楠，进士出身，做到新疆的布政使，再升个巡抚也就是等几年的事。夏孙桐，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标准学霸，赵尔巽亲自登门拜访，把他拉进清史馆。缪荃孙，进士出身，张之洞的亲信，又有改良的好名声，新政时期最吃香的一类官僚。秦树声，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使，革命军起，叹时事不可为，避居沪上，自是不谈世事。吴士鑑，进士，提督江西学政，署理湖南提学使。奭良，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因为旗人身份的恩荫，科举也不用考就有官做。瑞洵，鸦片战争后被抄家的大学士琦善之孙，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荐至内阁学士。他还有个小弟叫瑞澄，武昌起义时期的湖广总督，以总督之尊，被规模不大的起义军莫名吓跑，一路坐军舰逃到上海，促成了武昌起义的胜利。在上海听说清廷要治他罪，再接再厉又跑到日本。可以说他这辈子倒霉就倒霉在武昌起义上了。当然，《清史稿》纂修者也并非都是遗老，如有编纂者建议修志多附图，又曾有建议增设民俗、宗教诸志。这些前代正史没有的新花样，毫无意外被把控史馆的遗老们一口否决。

不过，这个修史团队的文化水平确实不低。如接替赵尔巽的柯劭忞是著名的元史专家，集三十余年心力撰成《新元史》，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为廿五史，被学界广泛好评。王树楠年轻时就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学术上最精通所谓“小学”，即传统的音韵文字训诂之学，非常考验学问储备，非常人所能为之。王式通是从日本考察回来的法学专家，朱希祖是章太炎的门徒，早稻田毕业生，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系主任。参与清史稿的刘师培也是出身经学世家，一代神童，留日的北京大学教授，只活了35岁却留下经学大师的名声。这个团队已经是当时国内最有学问的一批人了，怎么就修不好《清史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