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江
到了唐代，又出现了对《史记》传播贡献更大的《史记索隐》。《索隐》的作者司马贞曾任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是一位饱学宿儒。司马贞广引典籍，在三家注中，《索隐》引书是最多的。据考证，《索隐》引典籍达420种。“其不见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者，约四五十家，而存于今日者，不过四分之一耳。”与裴骃不同，司马贞并不遵守“疏不破注”的旧例。《索隐》纠正了很多《集解》的错误，同时还对《史记》原文提出了许多辨正，对于《史记》的体例更多有不满，进而提出修改、补写。比如，他提出项羽应降入“世家”，陈涉应降入“列传”。他认为，《史记》述史，上溯五帝，未及三皇，“宜应上自开辟，下迄当代，以为一家之首尾”。故司马贞补撰《三皇本纪》冠于卷首，不过由于篇中多有蛇身人首、断鳌聚灰、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之世等荒诞不经之说，殊失司马迁述史考信之旨，因而招致诸多批评。尽管如此，《索隐》能探幽发微，注音释义，申解裴骃《史记集解》之未解。后世多将《史记索隐》号为“小司马《史记》”。明末大藏书家毛晋就将它和颜师古的《汉书注》并举，谓之“如日月并照”。
《史记正义》成书于开元二十四年（736），作者张守节比司马贞年辈略晚，曾担任过诸王侍读、宣义郎等职。《正义》在“三家注”中出现最晚，所以它既为《史记》作注，同时也为《集解》《索隐》作注。张守节长于舆地之学，所以《正义》最大的贡献在于地理方面。对于前人注释不当之处，张守节屡有更正。《正义》的缺点主要在于文多芜杂，引用了大量
烦琐无当之文，显得啰唆冗长。因为这个毛病，传抄者、刻印者往往根据自己的意见随意删削，使得《正义》的版本非常复杂。
《集解》《索隐》《正义》先后出现，依次为注，都是研究《史记》的重要资料。最初三书都是各自独立成书的。《集解》附于《史记》原文，《索隐》《正义》各有单行本。到了北宋，有人将三种注本打乱，统一穿插、编排在《史记》正文下边。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是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建安的黄善夫刻本，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即据此影印。
到唐代，前四史都出现了名注。《汉书》文笔渊雅，向来被视为一部难读的史书，从魏晋到唐初，为《汉书》作音注者不乏其人。但是这些注家的注解，或失之疏漏，或谬解原文，都有不够理想之处。贞观十一年（637），颜师古奉太子李治之命注释《汉书》。他“怅前代之未周，愍将来之多惑”，殚精竭虑，历时4年，出色地完成了《汉书》注释“集大成”的工作。时人把颜师古誉为“班孟坚功臣”，近代很有影响的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正是在颜注的基础上补充和发展的成果。
王先谦曾感叹为《后汉书》作注之难，“不通训诂则文字之假借不明，不熟悉其典章，则掌故之沿革不备，不能遍得其遗碑断刻之文词，则一人之历官行事固有不得其详者矣。”《后汉书》问世后，南朝梁刘昭最先为之作注，但其注偏重史实的补充而略于文字的训诂，后来基本散佚。唐朝章怀太子李贤在张大安、刘讷言、格希玄、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人协助下﹐为《后汉书》作注。李贤注着重训诂，亦兼顾史实，内容翔实，是《后汉书》流传至今最好的注本。李贤注本流传开来之后，刘昭所注的《后汉书》纪﹑传部分便逐渐失传了。
《三国志》成书后，有关东汉、三国时期的史书大量涌现，客观上为完善东汉史、三国史提供了充足的条件。相比之下，记事简略便成为《三国志》的一大缺憾，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南朝著名史学家裴松之特地为之作注，增补了大量材料，对其进行了完善。裴松之为《三国志》做的注文，比原书增多三倍，保存了许多逸史材料，如今这些典籍基本上都已经失传，就为研究提供了依据，也成为陈寿《三国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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