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41，《宋朝史话》连载09（点击查看上篇），欢迎收看。
宋军两次出击幽州的失败，西夏李继迁的联辽反宋，以及王小波、李顺起义等重大事件，对宋朝统治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宋太宗登上皇帝位后，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他迫使吴越、闽自动纳土，出兵灭北汉，又乘胜向幽州进军，确实表现了锐意进取的姿态。但在第二次进军幽州失败后，宋太宗就完全丧失了继续对辽作战以夺取幽州的勇气。他命令边境守将不要再与辽兵争锋，只有在辽兵深入宋境后才予以抗击。
对辽战争已经不再是宋太宗经常考虑的问题了。他曾对周围的大臣们发表议论说：
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患，甚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这席话表明，宋太宗已经不再把同辽争夺幽燕地区视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已经把对内防范放在统治政策的首要地位。
01、守内虚外
宋太宗在这里所说的奸邪，主要是指统治集团内部可能阴谋篡位夺权的人。
宋太宗作为陈桥兵变的策划者之一，本人又在斧声烛影中上台，对内部政变问题是异常敏感的。
因为有人在幽州兵败找不到太宗时议立赵德昭，赵德昭就被他逼得去自刎；
有人诬告其弟秦王赵廷美（即赵光美）想篡位。廷美也被他治罪流放，死于流放的地方；
连他立第三子赵元侃为太子后，京城有人夸奖皇太子是“少年天子”，太宗听了都很不高兴，向寇准提出了“人心急属太子，欲置我何地”的问题。亏得寇准赶快拜贺，说“此社稷之福也”，皇太子的地位才得以保全。
对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对其他大臣和将领当然就更加不能放心，更加需要严加防范了。
宋太宗进一步强化皇权，加强对官吏的监察，主要都是出于对内部“奸邪”的警觉。
王小波、李顺起义则使他深切体会到农民起义的巨大威胁。他听了成都被起义军攻破的消息后，吃惊地说：“岂料贼势猖獗如此！”在震惊之余，对内防范的重点自然也转到防范农民反抗的方面。
从此以后，只要哪个地方出现饥荒，朝廷就赶快从京城派军队开到那个地方驻扎，随时准备镇压那里可能发生的农民起义事件。
地方官府则用强制办法把饥民中可以当兵的人都招募编入军队，强壮者编入禁军，疲弱的人编入只供杂役的厢军，用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以防止历代发生的饥民暴动酿成农民大起义的事件出现。
宋朝按“内外相制”的原则，在京城周围屯驻的数十万甲兵，主要都用在预防可能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内患”方面了。
这种在边境进行消极防御，而把防范重点放在对付内部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尤其是防范农民起义发生的政策，南宋的吕祖谦曾用“守内虚外”四个字给予形象的概括。
宋朝因为推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对辽完全采取守势。辽朝却利用宋朝在边境上力量削弱的情况，一再对宋朝边境发动袭击和侵扰。
从雍熙三年(986)冬到至道三年(997)宋太宗逝世，辽朝对宋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攻势，都被宋军击退，使得边境相对安定。
宋真宗即位后，辽朝统治者大概从宋朝承认西夏李继迁的割据地位这件事看清了宋朝的软弱，更加强了对北宋的军事攻势。
02、澶渊之盟
咸平二年(999)十月，辽兵大举入侵河北。这时朝廷笼罩着的对辽妥协的情绪已经反映在对边防主帅的任命方面。河北负责镇州、定州、高阳关一线防务的主帅傅潜就是个既无将略，又毫无斗志的人。他虽然统率8万步骑，却闭营自守，不敢迎击辽兵，凡是请战的部将，都遭到他脏话污骂。
宋将范廷召当面骂他怯懦得连一个老太婆都不如。傅潜不得已，才分出骑兵8000、步兵2000给范廷召，让他率这一万军队去高阳关迎击辽兵。
范廷召却是一个在后方气壮如牛，见了强敌胆小如鼠的人。他约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会兵迎敌，自己却在会战前一夜溜之大吉，使得康保裔的军马陷入辽兵重围，最后兵尽矢穷，被辽兵所俘。
辽兵的这次进攻一直进行到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宋朝将领只有杨延昭在遂城（今河北徐水）作了认真地抵抗。
辽兵铁蹄践踏了祁（河北安国）、赵（河北赵县）、邢（河北邢台）、洛（今邯郸东北）、德（山东陵县）、棣（山东惠民），并在德、棣两州渡过黄河，在齐（山东济南）、淄（山东淄博市南）两州大肆杀掠，然后凯旋而归。
宋真宗虽然作出了亲自率军抵抗的姿态，带大军来到大名府驻扎，但并没有给来犯之敌以什么打击。直到辽兵退出之后，在高阳关溜之乎也的范廷召等将领才声称是去追击契丹兵，取得了夺回被掠物资、迫使契丹兵出境的胜利。
宋真宗也在群臣的称贺声中飘飘然起来，作了一首《喜捷诗》题在大名府行宫的壁上。
当时一些大臣认为傅潜拥兵自守，罪不容诛，但宋真宗却予宽大处理。而临阵逃走的范廷召却因在辽兵退走后“遣使告捷”（实际是虚报战功），得到加官晋爵的奖赏。
在作了一番是非不清的处置后，宋真宗自以为出师大功告成，也就从大名府班师回开封了。
咸平四年(1001)十月，辽兵再次入侵，在遂城同宋军遭遇受挫，很快就退回去了。
咸平四年辽兵的进攻，是更大规模进攻的试探性行动。到景德元年(1004)八月，辽朝又一次对宋发动大规模入侵，并越过许多宋军坚守的州县，向黄河边挺进，大有直逼北宋都城开封之势。
这时宋朝举朝震恐。朝中的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发生了主张迁都逃跑与坚决抵抗两种对立的意见。
主张迁都的人在迁往何处的问题上又有不同的意见。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真宗跑到成都。
宋真宗无所适从，征求宰相寇准的意见。寇准说：“应该先斩献这种计策的人，然后北伐。”他分析说，真宗大驾亲征是上策；中策，出奇兵骚扰辽兵，宋军坚守，使辽兵因长期不得进展而疲劳涣散，也可以获胜；如果抛弃在开封的宗庙，跑到楚、蜀去，必然会使人心崩溃，那时，敌人乘胜长驱深入，宋朝的天下就难保了。
宋真宗虽然害怕同辽兵作战，但在宋朝天下能否保全的问题上却不能不多加思虑，终于接受寇准的建议，没有逃离京城。
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宋真宗终于鼓起了勇气，率军离京向河北进发。到达韦城县时，又有人悄悄向真宗建议逃到金陵。宋真宗看到强敌就在附近，又想退却了。
寇准了解到这种情况，激动地对宋真宗说：“群臣如此怯懦无知，同乡下老妇人简直没有差别。今天敌兵已经迫近，四方人心惶惶。陛下只能进一尺，不能退一寸。河北的军队日夜盼望车驾到达，士气百倍增长。如果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军将乘势进攻，那时连想要到金陵都不得而至了。”
寇准这样透彻的分析，还是没有能使宋真宗去掉畏敌心理。但是禁军主帅高琼主张坚决抵抗。
在寇准、高琼等人的敦促下，宋真宗才又下令离开韦城县，继续向澶州进发。
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兵抵达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对澶州北城展开三面围攻。辽军充当先锋的大将鞑览在督战时被宋军的床子弩射中额角，当晚死去。辽军因损失大将，士气大为低落，稍为退却。
十一月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南城。这时，宋朝君臣还不知道辽将鞑览死亡、辽兵士气低落的消息，在要不要过黄河到北城的问题上又发生争执。许多人认为辽兵势盛，宋真宗不能过黄河。寇准和高琼坚持要求宋真宗过黄河，以鼓舞士气，安定人心，克敌制胜。高琼甚至说：“陛下若不过河，河北百姓如丧考妣。”
这时，站在一边观望的签书枢密院事冯拯说话了。他苛责高琼说话不顾分寸，想以此打击高琼的抗辽激情，同时讨宋真宗的欢心。高琼更加被激怒了。他愤慨地对冯拯说：“君以文章，升到两府高位。今天敌骑充斥如此，还指责我高琼无礼。你为何不赋一首诗以退敌骑呢？”这一席话说得冯拯哑口无言。
高琼说完，不等宋真宗表示态度，就指挥卫士推出宋真宗的辇驾，驱车继续出发。当车驾到达黄河边上联系澶州南、北城的浮桥时，宋真宗又犹豫起来，让把车子停下。
高琼见此情况，当机立断，急忙用木棰敲打车夫的背，让车夫赶快把宋真宗的车驾推上浮桥。宋真宗这时才又无可奈何地下令起驾过河。
宋真宗的过河，虽然是被寇准催促，被高琼强推过去的，但他到达澶州北城，却给宋军一个皇帝坚持抗战的感觉。守城的宋军因此大受鼓舞，“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数十里，宋军士气大增。
早已因丧大将而士气低落的辽兵，这时见宋军气势百倍，军心更加动摇了。
在这种情况下，辽朝统治者知道要在澶州战胜宋军已不可能。
而辽兵这次南下又是孤军冒险深入，沿途州郡大多还由宋军坚守着，辽兵的退路随时有被宋军切断的危险。在澶州同宋军相持时间越长，对辽兵带来的危险性就越大。
于是，辽统治者决定尽快同宋朝议和，以迅速脱离危险境地。
在宋朝方面，宋真宗虽然标榜自己是御驾亲征，其实并没有打胜仗的信心。就在离开都城前，宋真宗已派曹利用去同辽方议和。这时见议和已有希望，简直是喜出望外，决定用汉代赠玉帛与匈奴单于的故事，不惜用财货求得同辽和议成功。
就这样，宋辽双方出于各自的考虑，都迫不及待地想同对方达成和议。双方通过使臣往返商谈，经过讨价还价。十二月，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宋、辽成兄弟之国，辽朝皇帝耶律隆绪称宋真宗为兄；宋朝每年以银10万两、绢20万匹，作为岁币向辽朝交纳；双方使者定期互访。
宋、辽双方在黄河边上澶州城下达成的这个休战协议，历史上称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不仅使辽兵得以安然从险境中脱身，还获得了战场上本来得不到的东西。对宋朝来说，“澶渊之盟”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它是宋朝“守内虚外”政策推行的副产品。
宋真宗和一些大臣的怯懦投降情绪，在这个和议订立过程中暴露无遗，受到后人的嘲笑。而坚持抗战的寇准，却成了历代人们歌颂的英雄。
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却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不仅双方边境大片地区得以发展生产，双方还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这对宋、辽双方，即对当时中国南北大部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澶渊之盟”缔结两年后（景德三年，1006)，宋和西夏也达成休战协议，宋、辽、西夏鼎立，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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