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国80余年后，“庆历新政”天折，然变法思潮未艾" />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44，《宋朝史话》连载12（点击查看上篇），欢迎收看。
北宋中期，随着社会危机和宋朝财政危机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
针对势官豪强大量隐漏田赋的情况，从宋太宗以后，宋朝政府曾多次下诏均田税。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7)，推行了郭谘、孙琳在洛州肥乡县（今河北肥乡）实行的“千步方田法＂，清查隐漏田赋的土地。
但是不久，这场清查就因许多官僚地主的反对而停止了。这种均田税与反清查的斗争，反映了北宋中央政府和豪强地主之间，在地主阶级全局利益和豪强地主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有一些人出于对社会危机发展的忧虑，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
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则指责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官员是“朋党”，对他们加以排斥。
在对时政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员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在范仲淹受排斥时挺身而出对他表示支持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馆阁清要职事、以文学知名的人士。
01、庆历新政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读书很刻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开始了宦游生涯。
范仲淹在当地方官时，就注意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关心时政得失，获得清正的名声；后来被推荐到朝中为官，又以敢于直言、不畏权贵而著名。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罢去权知开封府职事。
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到了庆历初年，因为对西夏的战争连年不息及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社会危机加深，宋朝的各种弊政暴露得更加清楚，长期执政推行因循守旧政策的吕夷简因不能辞其咎而地位发生动摇，欧阳修甚至指责他任宰相期间“坏了天下”。
而长期受吕夷简排斥的范仲淹，因为在陕西对西夏组织防御战争的贡献而声望大增，支持范仲淹的欧阳修等人也先后被召回朝廷任职，要求革新朝政的势力在朝廷里面加强了。
士大夫中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这时也更加强烈。在庆历二年(1042)五月，欧阳修就上疏说“天下之势危于一岁”，并分析了当时的各种弊端，要求宋仁宗不迟疑地“革去旧弊＂。
一向昏庸的宋仁宗在这时也不能不对时局感到忧虑，遂于庆历三年(1043)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表示了改革天下弊事的意向。
要求革新的势力也进一步抬头。范仲淹、韩琦、富弼、余靖、欧阳修等有名望的大臣都纷纷向宋仁宗提出改革弊政的具体建议。宋仁宗遂于庆历三年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让他们兴致太平，就当世急务提出处置意见。
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一再以手诏敦促范仲淹、富弼等人尽心国事，提出改革意见。后来又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等人，并破例赐坐，发给笔札，让他们当面陈述政见。范仲淹和富弼在惶恐避席退出后，分别向宋仁宗呈送了自己的革弊建议。
范仲淹认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宋朝建国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已经到了“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时候了，他具体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命等十条立制度、振纪纲的建议。
这十条建议的核心内容，是改变以往官员按固定年限升迁的制度，对官员进行严格考核，按政绩的优劣分别升降；改变恩荫官员冗滥的状况，对官员恩荫子弟为官，要严格加以限制；对地方长官的委派，要由中书省和枢密院负责严格选择；改善科举制度，改变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取士办法，以吸收有经世致用的人才补充官僚队伍。
富弼的建议，主要内容也是要求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逐步改善吏治。
范仲淹的建议，大部分都为宋仁宗所采纳。从庆历三年十月到庆历四年(1044)上半年，宋朝根据范仲淹革弊主张，陆续发布诏令，对内外官员的考绩升迁办法重新做了规定，对大臣陈请子弟亲戚任馆阁清要职事及转官升迁都加以限制，还对恩荫制度重新做了规定，各级官员恩荫子弟亲戚的人数和官职都做了比以前更加严格的限制，要求各路地方官注意兴修水利，尽可能合并人口较少的县份，以减少吏役的人数，使减少下来的役人回乡务农。
这就是所谓“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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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的推行，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腐败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有的庸碌无能的官员确实被撤掉了。
宋人的记载说，当时范仲淹查阅各路转运使的“班簿”（名册），每见有一人不称职，就用笔勾了记号，依次更换。
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
范仲淹却说：“一家哭，怎比得上一路哭呢！“坚决罢了那种不称职的官员的职事。
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言论更是甚嚣尘上。以奢靡、阴险闻名的大官僚夏竦，甚至让女奴偷偷练习拥护新政的官员石介的笔迹，写了一件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诬赖是石介代富弼起草的，并把这件事加以散布，企图置主持“新政”的人物于死地。
这种种毁谤和中伤，使得范仲淹和富弼这两个推行“新政”的主要人物都感到在朝继续任职的危险，要求宋仁宗派他们到河北、陕西去主持军事事务。
昏庸的宋仁宗在流言蜚语的影响下，那种迫切希望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对范仲淹、富弼也不再信任，就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
到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布的磨勘（考绩）、荫子新法也被宣布作废。
“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
范仲淹被贬官出朝廷后，于庆历六年(1046)九月，在邓州（今河南邓县）写了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表述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情思，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抒发自己继续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抱负。
但是，因为他被排斥在朝廷之外一直到死，在有生之年中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推行新政时曾经比较激进的富弼，因为有人诬告他准备以河北一路兵支持石介谋叛，在由河北入京时被阻止在国门之外不许进京城。这一夜，富弼因为不知道自己会受到怎样的处置而惶恐终夜不能入眠。
他想起在同范仲淹主持新政时，有个官员用金帛迎接王伦的起义军，他坚决主张杀这个官员，范仲淹主张宽宥，并私下对他说：
“祖宗以来没有轻易杀一臣下，这个规矩不要轻易破坏。我们在朝中，同僚之中同心者无儿，圣上的心思也摸不透，如果轻导人主诛杀臣下，他日手滑，你我也不能自保呀。”
在惶恐之余，他感慨地称赞范仲淹是有先见之明的“圣人”，也悔恨自己当初的激进。可能是因此之故，富弼从此丧失了继续改革弊政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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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铁面无私包青天
在“庆历新政“夭折后，士大夫改革弊政的思潮虽然一时受到压抑，但是，由于社会危机继续存在，从庆历四年(1044)宋朝同西夏订立和约后，陕西的驻军并没有减少，却又多了一大笔每年要赐给西夏的银绢，财政危机继续加深，因此，士大夫的变法思潮并没有因“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消沉下去。
在宋仁宗统治的最后十多年间，又有不少官员继续提出各种变法和革除弊政的主张。
在这股要求革弊图新的潮流中，涌现了一个不仅一再呼吁革去积弊，还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除暴安良的清官包拯。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在宋仁宗统治时期，他由进士及第登上仕途，做过多任地方官，还担任过权知开封府、三司使、枢密副使等多种重要职务。因为他曾被授予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等清要职衔，所以又被人们称为“包待制”、“包龙图”。
在北宋中期主张革新的士大夫中，包拯虽然不如范仲淹和后来的王安石知名，但他也在许多场合表述过反对因循守旧的政治立场。他针对当时的“三冗＂积弊，提出了裁剪冗吏、冗兵和节用度的救弊主张，要求宋仁宗＂锐意而改图”，并且尖锐指出，如果再上下因循，不务更张措置，将来必有不可救之患。他还提出了慎命令，严明赏罚，严惩赃吏、杜绝请托、抑侥幸等一系列革弊主张。
这些主张虽然由于他位卑言轻，没有产生多大政治影响，但却说明包拯的革新派立场是很鲜明的。
在包拯的宦游生涯中，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刚直不阿，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他任庐州知州时，一些亲旧倚势不服从官府约束，有个堂舅更公然犯法。包拯却毫不徇私，依法处置，使那些亲戚从此再也不敢仗势胡为。
他对来自亲朋故旧的请托，一概加以拒绝，从不徇情枉法。他在朝中做官，以立朝刚严，不畏权贵而著名。他一再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说他使“法制刓敝＂，并说宋仁宗重用张尧佐，“有私昵后宫之过＂。
有个中贵人侵占河道数步作亭榭，包拯也予以弹劾。因为他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所以在他权知开封府时，令行禁止，那些平日为非作歹的贵戚和宦官都有所收敛，而老百姓则因为他刚正无私，作歌谣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只有包拯不能用贿赂和请托打通关节。
包拯立身处事的种种作为，虽然未能改善北宋的腐朽统治，也不能改变当时劳动人民倍受压迫的悲惨命运。但是，他要求改革积弊，反对因循守旧，尤其是他不畏强暴，尽力除暴安良，敢于为民请命，却是符合当时人民愿望的。在腐化成风的北宋官场中，他那种廉洁无私的作风，更是受到人民的赞扬。
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包拯的一些事迹编成戏曲小说加以流传，包拯也成了后代人民景仰的一个传奇式的清官——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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