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主持三次党的重要会议，逝世后中央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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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霞飞

华国锋在1977年和1978年，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三次重要会议前后联系，奠定了新中国实现伟大转折的基础，也印证了我们党前后相接的每一个进步足迹。华国锋逝世后，中共中央对他主持这三次重要会议给予很高评价。

主持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稳定政局，全面安定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是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之前的筹备工作在华国锋领导下有序进行，到7月，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是时，粉碎“四人帮”已经九个月，经过揭批查和稳定局势的努力，全国政局基本稳定。华国锋主持这次重要会议，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成果，进一步稳定政局，实现全面安定，为一个多月后召开党的十一大做好准备工作。

为了稳定政局，实现全面安定，当时非常关键的，是要确立华国锋的地位，华国锋主持这次全会，无疑将这项内容放在前边。在他主持下，这次全会经过审议产生的共识是：拥护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生前的安排，于1976年10月7日作出的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功绩使他在党内外享有很高威望，加上叶剑英、李先念、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等老同志的支持，他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地位得到了全党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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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经历了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两大事件，稳定政局的关键点是确立全党的核心。确立华国锋的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地位，对于稳定政局，聚拢人心，实现安定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华国锋主持这次全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华国锋对于恢复邓小平职务早有考虑，抓捕“四人帮”不久，他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恢复邓小平职务，之后，他为邓小平复出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并且在邓小平复出前，请他参与中央高层决策实际工作。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复出。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华国锋又为邓小平复出做了细致工作，中共中央有关文件逐级传达到每个党员，得到全党拥护。

恢复邓小平职务是一件大事。在粉碎“四人帮”刚刚九个多月时间里办这件大事，并不容易，所以，华国锋在积极推动的同时也采取谨慎态度。他决定，恢复邓小平职务必须通过中央全会确认，使之合理合法。因此，他把恢复邓小平职务作为第二项议程，放在审议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之前。

在华国锋主持下，这次全会审议恢复邓小平职务很顺利。会议公报中有关内容反映了华国锋为恢复邓小平职务所做的工作和大家取得的共识：

全会经过认真的讨论，完全拥护华国锋主席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经过十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意见。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中央转发的邓小平同志致华主席、叶副主席、党中央的两封信，受到全党同志的赞同。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在此共识下，这次全会通过了以上述内容为核心的《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值得一提的是，恢复职务的邓小平，位置排在华国锋、叶剑英之后。当时外国媒体称中国形成了“华叶邓体制”，可见邓小平在中央的地位非常重要。华国锋在毛泽东亲自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仅仅一年多、粉碎“四人帮”刚刚九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还确定了邓小平决策层第三号领导人的地位，体现出了很大胆识和宽广胸怀。

在这次全会前，华国锋还亲自审定了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中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华国锋亲自批准将邓小平的讲话作为全会文件下发。

华国锋主持这次全会的重要内容，是处理“四人帮”。这无疑也是件大事，全会审议此事费时不少，全会公报用的笔墨也比较多。

在华国锋主持下，处理“四人帮”的议程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四人帮”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

华国锋主持这次全会，十分重要的内容是通过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实际上，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此之前已经为提前开十一大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确定了召开党的十一大的时间和主要议程。由于是提前开十一大，需要通过此次全会得到确认。在华国锋主持下，这次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全会一致通过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

在华国锋主持下，十届三中全会为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政治、思想、组织的准备。

主持党的十一大：宣告结束“文革”，确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

党的十一大于1977年8月召开，华国锋主持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揭批“四人帮”进一步深入，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召开的。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顺应党心民心，确定此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是，结束“文革”，把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今后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结束“文革”，不简单，不容易。“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生前把搞“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自己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且“文革”已经持续了十年，中国很多人对之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在毛泽东逝世，以及抓捕“四人帮”均不到一年，就断然宣布结束“文革”，容易引起各方面猜疑，搞不好还容易引起抵制甚至不小的政局震动。而稳定政局，是当时的大局。但是，如果不结束“文革”，国家便在“左”的思想笼罩下，处于无尽无休的政治斗争中，不可能安定下来搞建设。华国锋看到了这一点。他以极大政治勇气，担当起了宣布结束“文革”的历史重担，并且为之做了许多先期工作。

十一大之前，华国锋利用谈工作和外出视察等机会，和多数中央委员、省部级领导干部交换了意见，争取到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在清查“四人帮”的过程中，他用不长的时间就清理了各地各级领导机构中的“四人帮”帮派体系，大刀阔斧调整领导班子，清除了阻力。召开十一大时，华国锋和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宣布结束“文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阻力，有不同认识。因此，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对此都采取了慎重态度。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由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宣布结束“文革”，因此，华国锋在会前，把很大精力投入到如何阐述上。政治报告草稿在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中广泛征求意见，作了反复修改，最后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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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招待会上，(左起)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互相敬酒。

这个政治报告把宣布结束“文革”放在第一部分的重要位置，并且把结束“文革”同粉碎“四人帮”和揭批他们的帮派体系联系起来。由于历史局限，当时华国锋和党中央不仅不能彻底否定“文革”，还不得不在肯定“文革”前提下宣布结束“文革”，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和带有重大突破的事情在于：果断宣布结束“文革”，这为中国这只巨轮转变航向，创造了先决条件。

华国锋主持党的十一大做的另外一件大事是，确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实际上，在此一个多月前开十届三中全会时，华国锋就为此做了铺垫，在十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最后，专门写了这样一句话：“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迎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华国锋主持党的十一大，把现代化建设放在十分重要地位。他政治报告的第二部分“形势和任务”，就是讲现代化建设的，有18000多字，在他31000字报告中占有很重分量。这部分内容的核心点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要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华国锋是把现代化建设任务纳入他“抓纲治国”总方针中来讲的，从报告整体来看，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把揭批“四人帮”作为“纲”，在批“四人帮”中转入发展经济，发展各项事业，治理国家。由于“四人帮”的理论和行动与现代化是对立的，在批“四人帮”中讲现代化建设，就抓住了关键，利于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报告提出的八项具体任务，都是围绕实现现代化讲的，并且都是以批“四人帮”为前提的。这样，纠“左”就成了现实的任务，事实上被放在了重要位置，体现在实际工作中。第二，提出了中国进入“新时期”的概念，明确指出：结束“文革”，“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新时期”的提法，就是由此开始的，这个提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就是：中国由此进入安定团结搞建设的新发展阶段了。第三，把建设化强国作为总的战略目标并且有了一个初步步骤，提出，“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做到了这一步，就为实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本世纪内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第四，提出“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把经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并且强调了发展经济的急迫性。第五，提出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报告提出：对于“四人帮”在思想理论和路线上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们队伍的腐蚀，不可低估。要充分利用“四人帮”这个反面教员，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密切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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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主持党的十一大，把现代化建设，发展国家各项事业被实际放在党的工作重心位置，这为他后来主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实现历史转折，夯实了基础。

主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工作重点转移，提出改革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也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华国锋在会上强调：“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华国锋多次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他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说：“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要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的任务，第一是讨论着重点转移问题，第二是审议通过农业文件和两年计划安排，第三项是讨论人事问题，提出的候选人就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那些人。在这几项任务中还有一个成立中纪委的问题。”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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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前排左起）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同志对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后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全会公报说：

全会对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十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外交政策得到了重大进展。所有这一切，都为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准备了良好条件。

在华国锋主持下，这次全会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华国锋在会上强调：“前一个时期，全国报刊上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砸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使我们对于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事物、新矛盾，都能够‘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在华国锋主持下，三中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华国锋主持下，这次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为中心议题进行讨论。华国锋对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极为重视，他在开幕时对此加以说明，讨论时又多次对这一点加以强调，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这为全会形成决议打下了良好基础。经过讨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成为共识。

为了巩固这次全会取得的这个重大成果，华国锋在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围绕工作重点转移，强调了五点：

第一点，为了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当前迫切希望加速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但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对我们大多数同志来说，还比较陌生，既缺乏知识，又很少经验。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我看办法就是两条：一叫学习，二叫实践。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增长才智……尽量减少盲目性，增加主动性，逐步地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

第二点，为了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一定要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第三点，为了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我们的方针是，既要保持各级领导班子的相对稳定性，又要在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不断地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改进和建设。老干部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搞好传帮带。要把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的优秀分子，逐步地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第四点，为了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一定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切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方面，中央已经做出了样子。希望各级党组织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采取有力措施，抓紧落实党的政策。对于过去搞错了的事情，都要分别先后缓急，逐步纠正过来……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共同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奋发工作，贡献力量。

第五点，为了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越是在形势顺利发展的情况下，越是在工作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越好防止自满，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一点需要特别提请我们全党注意……在新长征道路上，经常记住“满招损，谦受益”这句古话，对我们是有益的。

华国锋的讲话受到与会全体同志的热烈拥护，他讲话声音刚落，会场上立即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华国锋主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的另一重大成果，是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华国锋对于这件事也十分重视，他在会上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积极而稳妥地改革体制，精简行政机构，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部分。我们要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认真改变目前党政企不分、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分工负责和个人责任制的现象，实行分级分权分工分人负责，尽快解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衙门作风，文牍主义，办事效率低，等等问题。”全会在讨论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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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自左至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在这次全会上，华国锋针对改革开放问题，提出了“四个一点”的口号：“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华国锋主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是他在会议上率先提出要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党的集体领导。他在会议上讲话时说：“现在，我们党正在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斗争，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必须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要做到这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活中都要充分发扬民主，都要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我们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我们才能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指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这两次会议，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还要推广下去，在全党造成毛主席多年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有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就能够发扬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广大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有了可靠地保证。”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高度评价华国锋的这一贡献说：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也作出了发扬民主的表率。他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善于集中正确意见，主动承担责任，表现出高尚品格。当年参与会议工作的于光远曾说：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民主，就没有三中全会的成功。他这个话是客观的。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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