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四年（1052）年底，朔风凛冽，在宫里的内东门小殿，宋仁宗正在与宰相庞籍讨论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
宋仁宗从容说道：“后唐将领孟知祥据蜀称帝与王小波、李顺起兵造反同在甲午年，马上又是甲午年了，有传言蜀中将要有大的变故，现在必须选派重臣以镇抚西南，我感觉最能胜任的是程戡。”
庞籍并不反对这一人选，只是按照习惯，担忧程戡不接受这项任命。
仁宗随即说道：“等程戡回来就进入二府成为宰执，并且可以提前告诉他。”
随后宰相对程戡进行人事谈话，只是对于未来进入宰执系统没有说明。
在后来的任前谈话中，仁宗再次强调这次出任益州回来必定升迁，并勉励其尽心王事，免朝廷西顾之忧。程戡自然例行表态：“承蒙陛下委任，臣岂敢邀宠而后行。”
这是宋王朝中枢为四川选择守令的决策过程，这样的决策确实比较罕见和特殊。通过这次决策可以发现两点：一、仁宗在决策中并不从容，直接把甲午年容易出事这类经不起推敲的传言作为决策的依据，为了鼓励官员上任更是以帝王的身份明确承诺人事提拔；二、益州知州是很有权力的职位，却显得并不是那么吸引人，可见为益州选择守令要比其他地方特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反常现象呢？还得从宋朝中央与四川地方的关系谈起。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古往今来最大也是最难的国家课题。对于宋朝，同样如此，宋太祖黄袍加身建立赵宋王朝，在政权稳固后开始统一天下的战争。乾德二年（964），宋军分为北路与东路向成都进军，在北路军攻破剑门关后，蜀军投降，后蜀灭亡。这是唐亡一个甲子以来，中央军第二次平定四川割据政权，这一次从出兵到接受降表仅仅用了66天，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也不为过。
超乎寻常的顺利，让汴京的决策者与进入四川的军人们都变得肆无忌惮。首先是将蜀中府库中的财富运入汴京，蜀中长时间和平积累的大量财富被输送京师，这自然引起蜀中精英阶层的失落与怨恨；再则是主帅王全斌不着急班师，手下大小兵将更是纵酒狂欢，军纪大坏，这严重影响蜀中百姓日常生活，引发民众的普遍不满；最关键的是要让蜀兵赴京，本以为投降就可以结束战争回家，不曾想却得背井离乡，这一政策让降兵降将群体深有危机感。
宋朝在平蜀后的错误政策，短时间即失去民心，并将其推入民众的对面。
第二年三月蜀军兵变，随之而来的是整个蜀中地区的变乱，川中宋军顾东不顾西。之后随着大量中央军的进入，才用暴力平定这一变乱。乱虽平定，但中央与四川的隔阂却大大加深。对于朝廷而言，川人不可信，要严格管控；对于川人而言，“盼中央，中央来了活遭殃”，中央彻底失去了川中的民心。
平定川中之后，宋王朝并未改善其治理，对川中经济垄断愈演愈烈。四川的重要物产，如茶、马、盐，都由政府定价收购，而且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比至岁终，收益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全国茶叶都可以自由买卖，只有四川“禁榷”，实行官营。对于有名的“蜀锦”，同样是实行官营。大量的财富进入官方，治蜀官员腰包满满，民众却更加贫困，本地精英也缺乏上升的机会。
矛盾就如此一步步加深。终于引发大变，太宗淳化五年（994），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军攻入成都，全蜀震动。“均贫富”的口号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义军进一步壮大，逼得宋太宗下罪己诏：“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皇帝承认自己用人不当，这自然会获得一些支持，但战端既开，惟力是视，宋朝各路官军源源不断地开入川中，经过六年多的作战，川中才实现安定。
关于这次变乱原因，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写得非常明确：本朝王小波、李顺、王均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此次变乱后，宋朝中央与四川地方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朝廷继续对蜀地采取高压管治政策，“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蜀，流离颠顿”。鉴于变乱对朝廷命官屠戮的恐惧，很多官员不愿意去四川任职。如果无法拒绝，也是一个人去，绝不会拖家带口进入四川。传闻张咏被任命为益州知州之后，即单骑赴任。在任上，下属因忌惮张咏严苛而未敢养婢女，张咏察觉到太不近人情后，才买一婢女负责整理头发、带冠冕。四年后，张咏回到京师，将婢女嫁出去，依然是处女。后来宋仁宗拟任命权知开封府吕公弼出知益州，但被其坚拒，仁宗只好收回成命，重新以知滑州张方平知益州。张方平起初也不愿意，在仁宗安慰下才同意赴任。
显然，官员视赴蜀为畏途。可见宋朝中央与四川地方的巨大隔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地方的谣言会进入决策者眼中，为什么皇帝觉得去蜀地当官承诺提拔并不意外。
这就是宋代中央对四川的“择守来颁兹土政，治人颇与他邦殊”。
政治分歧与对蜀不信任相当大地增加了宋朝的治理成本，甩掉历史包袱是需要时间来转变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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