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皇帝不差饿兵。”可对于曾国藩的湘军来说，饿肚子是家常便饭。
1862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曾国荃将天京围困得水泄不通。左宗棠和李鸿章分兵在浙江和江苏与太平军作战，攻城陷地，进展神速。可是，让曾国藩烦恼不已的是，军队日益增长，各地拖欠的饷银也迅猛增多。
湘军一个月需要40万两银子饷银，而从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地征集的饷银加起来只有20余万两银子，每月饷银缺口足有20万两银子。到1862年初春时，曾国荃、彭玉麟、鲍超3支军队拖欠的饷银已达9个月。没有饷银，军队买不到粮食；买不到粮食，当兵的只好饿肚皮。
为了解决饷银问题，曾国藩把目光盯向了广东。
广东位于岭南，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经济活跃，繁华富庶。从1757年以来，广州又是清朝一口通商的唯一外贸口岸，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使得广东的商业贸易变得非常活跃，财力雄厚，不下于江苏、浙江。在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广东很少受到战争波及，官民保持着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如果能够从广东获得一笔厘金收入，必将极大地缓解湘军饷银拖欠之苦。
其实，在这之前，就有人提出了类似的想法。
1861年12月，御史朱潮上奏了一道《统筹东南大局折》，请求朝廷“兵事责之曾国藩，饷事则派督抚大员1人，督促各路征输，专司馈运”。朝廷将这道折子下发给各省督抚，希望他们认真斟酌。
曾国藩受到启发，在1862年4月6日也上了一道折子《遵旨议复请派员督办广东厘金折》，请求朝廷“特派二三品卿一人，驰赴广东，驻扎韶关，办理通省厘金，专济苏、浙、皖三省饷项”。曾国藩知道，自己到广东征收厘金，实际上剥夺了两广总督劳崇光督办广东厘务的大权，一定会遭到劳崇光的反对，因而在奏折里强调：“请令广东本省应用之项与京款、协款，均不许挪移各卡厘金；对广东官绅有设立私卡者、州县有暗中阻挠者，得由使臣与他会同奏参,或奏咨参撤”。
清朝对曾国藩寄以厚望，期待他领兵早日攻陷天京，使得天下太平，对他的奏折几乎一律照准。对于《遵旨议复请派员督办广东厘金折》，朝廷也同意了，决定派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晏端书从京城出发，从海路赴广东督办厘金。朝廷命曾国藩派员到广东，协助晏端书开展工作。
曾国藩兴冲冲地派出李瀚章、丁日昌等9人前往广东，与晏端书一起办理厘金。
果不其然，劳崇光极力反对曾国藩的这种行为，采取了抵制行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是广东并没有曾国藩想象中那么富裕。劳崇光从1859年担任广东巡抚以来，已经在韶关、佛山、广州等地开设关卡，办理厘金。一年下来，只收了70万两银子。这些钱哪怕全部给湘军，也不够塞牙缝。
在劳崇光的抵制下，晏端书等人的工作无从开展。曾国藩对劳崇光强烈不满。朝廷见此情况，干脆把劳崇光赶走，调去当云贵总督；随后将与曾国藩关系密切的刘长佑和黄赞汤调来广东，分别担任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
晏端书等人终于成功地在广东设卡办理厘金了。出乎所有人预料之外，他们收到的厘金少得可怜。1862年10月，曾国藩第一次通报广东厘金的收入与分配：3个月间，一共收到厘金20万两银子，平均每月不到7万两银子。这20万两银子运到江苏、浙江，分了8万两银子给左宗棠，曾国藩只剩下12万两银子。
然而，花费如此大代价争取来的厘务工作，还得继续开展下去。1863年，两广总督毛鸿宾、广东巡抚郭嵩焘走马上任后，对厘务工作进行了整顿，极大地增加了厘金收入，每年能够达到140万两银子。这些银子送到江苏、浙江前线，总算解决了曾国藩的燃眉之急。
1864年7月，曾国荃率领湘军攻陷了天京。8月22日，曾国藩立即奏报朝廷，请求不再需要将广东的厘金送到江苏、浙江来。为了表示对广东官民的感谢，曾国藩请求朝廷永久性地增加广东乡试4名文武举人名额。清廷奏准。于是，广东多了4个文武举人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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