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出仕以来遇到的真正挑战是在限期之内运送木头？难在哪儿？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驾崩，太子赵曙于四月一日即位，是为宋英宗。仁宗皇帝的崩逝对于苏轼所在的凤翔府有直接影响，因为皇帝驾崩了就得修建皇陵，这就要大量的竹木，而凤翔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向朝廷输送终南山之木。当时韩琦任山陵使，而凤翔方面“编木筏竹，东下渭河”之任务则直接由签判苏轼负责。

这才是苏轼出仕以来遇到的真正挑战。朝廷的命令急如星火，偏偏陕西遭逢大旱，渭河干涸，木筏难以运输，如何在限期之内将竹木成功运抵目的地？苏轼迎来了他为官以来最忙碌的时刻。正所谓“王事谁敢愬，民劳吏宜羞”，在干旱时期要完成运输，只有不断加强人力物力财力，苏轼等人皆为此被弄得寝食不安。他在诗中记录了当时困境，实乃“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前前后后忙碌了四五个月，直到秋天来临，秋雨量足方才解了苏轼这百日之愁。

自到凤翔府任官以来，整天忙于大大小小的事务，一干就是两年多，苏轼也感到身心疲惫。尽管也有写诗和弟弟吐槽案牍之劳行，但苏轼还是尽职尽责，尤其是对凤翔百姓所受的衙前之苦，他深有体会，为此写下了《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上蔡省主论放欠书》等著名的奏议文章，针对改革衙前之役、免除积欠等问题提出建议。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凤翔期间写的《思治论》，此文写于嘉祐八年（1063），文中指出了仁宗嘉祐时期的弊政，尤其针对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三患”，提出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等等。这篇文章立论宏大，既涉及内政方面的钱币茶盐法问题、选拔人才问题，也涉及军事方面军费庞大问题，还有外交方面对辽、西夏等政权的战和问题。他认为三患形成，在于国策上缺乏通盘之计划，主张朝廷应集思广益，进行改革。从《思治论》不难看出，青年时代的苏轼已不再单是一个旧时代的儒生，他是既谋革新、复图渐进的务实型人物。不过在凤翔任职这段经历也让他看到了北宋民间实情，故而让他也不同于那些高高在上、空谈变革的士大夫。可以说这段经历很大程度影响了苏轼在日后那场变法风云中的态度与立场。后来的变法风暴中，苏轼虽倾向于旧党，却又不完全否定新党。

宋英宗即位后，改明年为治平元年，同时百官皆有升迁，远在凤翔的苏轼的本官也从大理评事晋升为大理寺丞。不过进入治平元年（1064）后，凤翔反而不太平了，是年八月，西夏兵再度大举入寇，停战近二十年后战火又起，整个西北一片风声鹤唳。凤翔府担任着给西北各边镇运输粮草的重任，而这也正是苏轼职责所在，在凤翔最后的一年，他日夜忙于运粮任务，西北地区民生也因战事再起而遭到破坏。一路上苏轼看到“愁怨之民，哭声振动”，却又无可奈何。

在愁怨的情绪中，苏轼在凤翔任职的三年期满，按照北宋时的制度，文资三年一迁，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十七日，苏轼正式结束了凤翔判官生涯，于寒风腊月中离开萧条的大西北，返回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