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62，《宋朝史话》连载30，欢迎收看。
在两宋统治的300多年中，因为历朝统治者基本上都执行宋太祖关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遗训，政治思想比较活跃，不同学派之间展开热烈的争辩，儒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统治思想也发生了由崇尚黄老到尊崇理学的演变。
北宋初年，特别是太宗、真宗两朝，因为统治政策从锐意进取向因循守旧转化，宣扬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最高统治者所推崇。淳化四年(993)，宋太宗对新任参加政事吕端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吕端立即附和说：“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
至道元年(995)，吕端拜相，制词还明确要求他“体黄老而行化，用致乎无为”。吕端在宋太宗及宋真宗初年都当过宰相，他执政也贯彻了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鼓吹和奉行，黄老思想就成了这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并且成了这时期因循守旧政治的理论支柱。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对历代政治一直有重大影响的儒学，北宋初年也被统治者加以利用。宋太宗下令孔子的后嗣袭封文宣公，特免其家赋税。宋真宗东封泰山，特地到曲阜拜谒孔庙，表示尊崇，后来又表示要使“礼乐交举，儒术化成＂。
孔子后代世袭的衍圣公名号，则是宋仁宗时开始的。然而，在北宋初年，儒学仅仅被统治者视为同佛、道二教地位相同的一种宗教。宋真宗曾说，佛、道、儒“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惟达识者能总贯之”。
儒学同佛教、道教一样被视为一种统治工具，并没有得到特别尊崇。当时尽管有个别学者努力要使儒学对政治起更大作用，鼓吹“通经致用”，但是，多数儒生都埋头于“章句注疏之学”，而注释经籍又都墨守旧章。所以，在北宋初年，儒学思想比较沉闷，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没有占支配的地位。
到北宋中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因循守旧政治受到日益激烈的批评，士大夫中要求改革政治的变法思潮日益高涨，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受到变法思想的猛烈冲击和批判。
在北宋初年比较沉闷的儒学，这时期却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思想，向着“通经致用”的方向发展，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而日益活跃。当时士大夫中不少人出于对内忧外患交炽局面的忧虑，想通过对经籍作出符合现实需要的新解释，为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寻找答案，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寻求药方。
因为各个思想家的政治立场不同，在解释经籍时就有不同的观点，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儒学也在各个学派争鸣中得到发展，形成带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新儒学。
北宋中期的儒学学派，比较重要的有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等。
王安石的新学，是适应富国强兵的变法需要而出现的。其主要著作是《三经义》（包括诗义、书义、周礼义）、《字说》、《老子注》及《洪范传》。这些著作大部分已经散佚，现存的只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周礼义》（即《周官新义》）16卷及《老子注》的佚文。王安石的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保存了许多反映王安石政治思想的资料。
王安石的新学，是北宋中期以后有重大影响的学派。《三经义》一修成，宋朝立即发给宗室、太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必读的教材，同时下令杭州、成都府路转运司镂版印卖。科举取士也以三经新义为标准。
王安石晚年修成的《字说》，“出入百家，语简而意深”，也有很大影响。
王氏新学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以儒为主，兼采法家。他称赞儒家主张的“王道”，反对法家主张的“霸道”，认为“王道”都是出于本心，“霸道”的做法则全是虚伪造作，所收功效不如“王者之道”。他批评韩非“治民无常，唯法为治”的法治思想，认为“刑名法制，非治之本”，单靠多立严密法制，根本达不到“教化”的目的。他还一再引述孟子关于“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说教，说明人治的重要性。
但是，他又并不否定法制的重要性，而是把法家的“法治”同儒家主张的“人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就提出了“天下至大之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的儒法兼采的思想。
在“义”与“利”，尚德还是尚刑等问题上，王安石也兼收并蓄。他认为，“义”和“利”，对统治者来说，都是必要的统治手段，是相辅相成的。他嘲笑那种把“任德”、“任察”、“任刑”相割裂开来的人都是各执一端的偏见，认为“圣人为政之道”不过是对这三者“兼用之而已＂。
他强调“圣人”进行统治离不开“礼、乐、刑、政”四种手段，但他又认为“礼、乐”是“基太平而泽万世”的根本，而“政”和“刑”只是“礼、乐”的辅助手段。
对于先秦法家的耕战思想，王安石为了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也加以吸取。
而对孟子不言财利的陈腐思想，则予以摒弃。可见，王氏新学在政治思想方面对儒法两种思想都有所去取，而以儒为主，以法为辅。这种思想所遵循的，还是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法合流这一统治思想发展的轨道。
在哲学方面，王安石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而“道”的本体是元气，“道”分化而为阴、阳，具体化为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这五种元素的变化就形成万事万物。
他反对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自然观，认为各种自然灾害都有自身的原因，与人事虽然有时会产生偶合，但并无必然联系，“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即使上下附会，也不可信。
他在变法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天变不足畏＂的战斗精神，就是以这种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
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通过感觉和思维，一切事物都“可视而知，可听而思”，都可以认识。同时，他认为一切事物内部都有矛盾的对立面“耦”，“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任何事物都是变化运动的。而变化又是“新故相除＂的。所谓“新故相除＂，就是用新生事物代替陈旧的东西。这种进步的辩证法，也是他进行变法的一种思想武器。
周敦颐，字茂叔(1017-1073),因晚年卜居于江西庐山濂溪之麓，筑室名濂溪书堂，被学者称为濂溪先生，他的学派就被称为濂学。他的主要著作，有《太极图·易说》（又称《太极图说》）、《易通》（又称《通书》）。《太极图·易说》是道教《太极先天之图》与儒家易说的结合。
这种用儒家易说，对道教图像进行新的解释的学说，就是道学。
周敦颐在哲学思想方面，主要是提出了一套“自无极而为太极”，即从无而为有，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说，认为天地万物的性命都是由“道”决定的。“道”又称“太极”，而“太极”又是精神性的理。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
他还把先秦儒家思孟学派提出的“诚”的概念加以发挥，说“诚”源之于天，是宇宙“无极”本体的体现，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仁、义、礼、智、信等伦理纲常的最高境界。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中正＂、“主静”、“无欲＂。
这套唯心主义的宇宙生成说及“诚”的说教，既是道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混合物，也吸收了佛教思想。所以，周敦颐实际上是宋代道教思想向道学思想演变的过渡人。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他们兄弟的哲学思想相近，他们的著作被合编为《二程全书》。因为他们长期居住在河南洛阳，他们的学派就被称为洛学。
二程都曾师事周敦颐，又受过相当时间的佛教思想影响。他们都强调“道”和“气”的关系，认为精神性的“道”，是产生物质性的“气”的根源。
他们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理”。这个“理”，又同周敦颐所说的“理”有所区别。
例如，周敦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他所说的“理”是条理、序列的意思。
二程的“理”，又称“天理”。这个“理”是天下万物的最高原则，是先于事物存在的，每一物都由“理”产生，也都体现了一个完全的“理”，“天下只有一个理”，“物我一理”。它既生万物，又统辖万物。这种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他们还把这个“理”应用到伦理方面，提出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说教，把三纲五常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程颐还进而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论，反对寡妇改嫁。从此，这种反动说教成了封建礼教的重要内容，成了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屠刀。
在认识论方面，二程发挥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教，宣扬“知”不是外面得来的，而是内心固有的，只是因为“人欲”妨碍了对“天理”的认识，只要“求于内”，进行内心的封建伦理修养，“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这种认识论，既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又是一种禁欲主义的说教。这种哲学体系是要求人们都绝对服从至高无上的“天理”，服从封建统治，不得有任何“私欲”。
张载(1020-1077)，字子厚，住陕西横渠镇。因陕西又称关中，他的学派就被称为关学，他被称为横渠先生。他的著作有《正蒙》、《易说》等。
他认为，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一个不息不休的流行。这个过程有一种客观存在，就是“气”，而“气”存在的基本形式就是“太虚”（有时他又称之为“虚空")。这就是他提出的“太虚即气”的宇宙观。
张载也讲“道”和“理”，认为“事无大小，皆有道在其间”，“万物皆有理”，但他又认为：“由气化，有道之名”，“理不在人，皆在物”，“道”离不开气，理寓于物。
所以，张载的宇宙观有别于周敦颐和二程，有唯物主义倾向。张载还提出了“一物两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气”有阴阳两体的对立，天地间万物的一切变化都是对立“二端＂的作用。同时，他还提出了阴阳两气在运动变化中由“渐化”到“著变”的很有价值的辩证法观点。
但在认识论方面，张载把认识分别“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认为只有“德性之知”高于“闻见之知”，而“德性之知”又称“天德良知＂，是一种先天的知识。人们要获得这种“天德良知”，就必须“穷理”，按孟子所说的“尽心”去进行内省修身，以达到“一天人，合内外”的精神境界。这样，他在认识论方面就滑进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从周敦颐到二程、张载，尽管他们之间宇宙观有唯心与唯物之别，但他们都讲大道、讲“理”，都讲修身养性，这就逐渐形成一个以讲“心性义理”之学为中心的理学（道学）体系。
理学在北宋中期形成后，因为当时王安石的新学占据统治地位，没有立即对政治思想产生大的影响。
南宋初年，因为士大夫中许多人把北宋的灭亡归咎于熙宁变法，王安石的新学也受到非议，但权奸秦桧却支持新学。支持程颐理学的赵鼎很快失势，所以，王氏新学继续发挥影响，理学虽然进一步传播，但仍然受到压抑。
到南宋中期，王安石的新学大概是因为秦桧曾予支持而声誉受到损坏，很快衰落下去，理学却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迅速兴盛起来。
在南宋理学兴盛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物是朱熹(1130-1200)。
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著作很多，有《周易本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诗集传》、《楚辞集注》等等。他的文集《朱子遗书》及语录汇编《朱子语类》，也都记录了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
他虽然祖籍江西，但长期在福建讲学，所以他的学派称为闽学。
朱熹是程颐的四传弟子，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关于“理”的唯心主义思想，又吸收张载关于“性”和“气”的学说，以及周敦颐关于“太极”的思想，形成自己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是“理”。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万物的本源，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有理而后有气”，气是从理生出来的，“理”的最高境界则是“太极"，"理”和“太极”都先于万物而存在。
他还把“理”运用到社会方面，鼓吹“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所有封建纲常都是“天理”的体现。
在认识论方面，朱熹和二程一样，竭力宣扬“格物致知”，但又比二程走得更远。他宣扬“心包万理”，只要“涵养”、“静坐”、“内省”，就可以在顿悟之下“一旦豁然贯通”，全部掌握绝对真理。
在人性论方面，朱熹也贯穿“理”的说教，宣传天理在人身上体现的性有两种，一是“天命之性”，一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而产生的，有善与不善。人所以有不善，是因为受物欲所累，由此，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说教，宣称“天理”同“人欲”势不两立。
同时，他还用人性论来解释人的贫富现象，说什么人的贫富贵贱都是因为各人禀受的“气质之性”不同所致，“都是天所命”。
朱熹继承和发展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理学思想所形成的这套理学体系一出现，就受到许多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和士大夫的重视，影响迅速扩大。到宋理宗时，程朱理学终于确立了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统治地位。
南宋时期比较著名的思想家和学派，还有陆九渊的“心学”及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著作有《象山先生全集》。他继承和发挥了程颐天即理即心的观点，认为“心”是世界的本体，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所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被称为“心学”。
他曾同朱熹展开争论，但这种争论只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之争，他们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方面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心学”属于理学的一个派别。
陈亮(1143-1194)和叶适(1150-1223)两人都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道在物中，有物才有道，都是朱、陆唯心主义理学的反对者。他们都反对理学的空谈“义理”和心性，主张讲求功利。
陈亮曾同朱熹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多次激烈的争辩，提出了“功到成时，便是有德；事到济时，便是有理”的功利主义观点，讥笑那些空谈“义理”的书生“不知事功为何物”。
叶适也认为，如果没有“功利"，"道义”不过是“无用之虚语”，并且提出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的主张。所以，他们都被称为事功学派。
这个学派反映了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世界观方面是唯物主义的，在历史观方面都反对历史退化论，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
因此，事功学派是个有进步倾向的学派，属于儒家中的异端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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