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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大臣被贬到岭南已是重罚,为何苏轼还能被贬到更远的海南?

作者:未知点击量:730  来源:历史知识网

绍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四日,苏轼搬入白鹤峰新居,这幢房屋堪称精舍,共有二十个房间。新居建在古白鹤观的地基上,可以俯瞰大江,眺望远山,视野极为开阔。这一年苏轼62岁,因为完成这么一件大事,而感到“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和陶时运四首》诗引)。他以为自己的余年,将在惠州写作“和陶诗”中度过,连黄庭坚也形容此时的苏轼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跋子瞻和陶诗》),颇觉从容自得。生性豁达的苏轼在惠州叫来了儿孙,打算长住下去。还写了一首《纵笔》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诗中以白描手法、写意笔触,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一个饱经风霜、老病缠身,却安闲自适、淡然处之的自我形象,后两句的意思是:听到有人报告说苏轼睡得很甜美,僧人就放轻敲钟的力度,以免惊醒他。然而,这造房安家以图终老惠州的打算,分明是低估了哲宗和新党对“元祐党人”的敌意。据南宋曾季狸的《艇斋诗话》记载,这首诗传到京城以后,被当时的宰相也就是苏轼的老朋友章惇看见了,章惇心里非常不高兴,沉吟着说,“苏子瞻尚尔快活!”出于忌恨,所以再予打击。于是朝廷颁发了新的贬谪令,苏轼继续往南,贬往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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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绍圣已非元祐日,惠州岂与杭州同?”正如明代张萱在《惠州西湖歌》所言,惠州之贬,应该是苏轼仕途上前此以往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以前,尽管仕途上磕磕碰碰,但总能逢凶化吉,如今的苏轼自高太后死后,失去庇护,处境是可想而知的。虽然苏轼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但北归无望,痛失知己,并且痔疾缠身,经济困窘,在惠州的生活并非都是从容闲适、岁月静好。一贬再贬,本来工资就不高,还不能按时发放,苏轼曾写信给好友广州知州王古,求他帮忙能兑现工资,但不久王古遭到罢斥,也没了下文。所以苏轼的寓惠生活非常困顿,“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和陶归园田居六首》),“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知君清俸难多辍,且觅黄精与疗饥”(《答周循州》)。其生活完全靠地方官员、朋友、门生等馈赠接济。在《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并引》中,苏轼描述了自己好客但又酒尽米竭的情景:“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诗虽幽默,但困窘令人感叹唏嘘。绍圣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过为其父写的贺寿诗《大人生日》也提到了苏轼的处境:“穷寓三年瘴海宾,箪瓢陋巷与谁邻?维摩示疾原非疾,原宪虽贫岂是贫……”诗中即把苏轼比作“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和遭子贡轻视但贫财而不病道的原宪,这些都透出苏轼当年贬惠州的困蹇和尴尬的处境。

苏轼在惠州建造新居,也是造成他经济拮据的原因之一。为建此新居,苏轼不但费尽心力,且囊中亦为之一空:“某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为一空,旦夕之忧也。”新居实际是得力于友人、邻里之助才得以修成。绍圣四年二月十四日,苏轼从嘉祐寺迁入,刚罢循州太守任的周文之和惠州太守方子容到新居相贺,他先后写下《次韵惠循二守相会》《又次韵二守许过新居》《又次韵二子同访新居》《循守临行》诸诗。但他在这里只住了短暂的两个多月,便携子苏过奔赴儋州贬所。苦心经营的白鹤峰新居的计划居然又落空,更艰难的困境又在等候着他。

其实,绍圣四年再贬“元祐党人”达三四十人,并非专对苏轼一人而来。这年二月,与苏轼关系亲密的“元祐党人”中,苏辙被责授化州别驾、雷州(今广东海康)安置,张耒被贬到黄州去监酒税,秦观移送横州(今广西横县)编管,连在家服母丧的晁补之也被夺职,一同被追贬的达三十余人,但其中却无苏轼。不过,到闰二月,追贬苏轼的诏令就下来了,将他责授琼州(今海南琼山)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于是他只好留家属于惠州,在苏过的陪同下再次走上贬途。

出于不让“旧党”翻身的目的,这次再贬也确实具有将他们置之死地的意图,比较重要的大臣都贬过了岭南,而本来已在岭南的苏轼就只好出海了。依宋代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为人臣者得“罪”至大,亦不过远贬,而到了海南岛,则远无可远,无以复加,“所欠唯一死”了。在“元祐大臣”中,苏轼无疑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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