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趁过年期间四处串门，当听说小学同学钟志申1918年带领家乡几十个农民赶走了地主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他“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他将为工人办夜校的经验套用到农民身上，借识字向他们灌输阶级意识，比如讲“手”“脚”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从办夜校到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再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韶山的农民运动发展得有声有色，到1926年底，湖南75个县中一半有了农会，200万农民成为会员。
此时，毛泽东已成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中共为了加强对农运的领导，决定成立由他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他在制定的《目前农运计划》中指出“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其时党内关于农民运动的评价呈两派：“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有人攻击农民运动破坏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扰乱北伐后方。陈独秀直言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妨碍统一战线”。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要想探究事件的真实面貌，唯有深入实地考察。
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回到湖南，“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将32天的见闻写在日后闻名于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在都府堤街41号他与夫人杨开慧卧室当中一张黑漆木桌上，他奋笔疾书，不到4天时间完成2万多字。
据为杨开慧照顾孩子的保姆陈玉英回忆：那时，她每天都要将灯罩擦得很亮，但是一夜过去，灯罩又被熏得焦黄，这说明毛泽东又伏案工作了一夜。怀着孕的杨开慧也没闲着，每当毛泽东写好文稿，她就用毛笔字誊写校好，还协助他收集整理资料，常常陪伴到深夜。虽然公务繁忙，早出晚归，有家人陪伴的生活总归是幸福的，大儿子毛岸英4岁多，二儿子毛岸青3岁多，正处于好奇心强，喜欢模仿的阶段，“满地跑，很活泼”，房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1927年4月4日，小儿子毛岸龙在武昌同仁医院（现武汉市第三医院）出生，近在咫尺，毛泽东到第四天才见上面，既欣喜又歉疚。
住在都府堤41号的日子里，时常有战友从外地来找毛泽东，睡在客房。弟弟毛泽覃和毛泽民也来借住过，毛泽东难得与家人聚齐，很是开心。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8月夫妻分别后，杨开慧带着儿子回长沙板仓乡下老家坚持地下斗争，毛泽东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谁都没想到这会是永远的诀别。对于杨开慧1930年之死，毛泽东自叹“百身莫赎”，都府堤41号竟成他与杨开慧最后团聚的地方。1954年建武昌儿童公园时，都府堤41号被拆除，如今的毛泽东武昌旧居实为1967年按原貌重修的，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卧室兼工作室里，挂有一张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的合影，照片下方的小桌上，放有毛泽东在此居住时使用的座钟，外漆部分脱落。夫妻共同使用的铁箱是两人存世不多的遗物之一，上面涂的油漆已斑驳脱落，当年他们往返各地，总是携带着这个箱子，离开武汉时，杨开慧带回长沙板仓，牺牲后铁箱一直被母亲保存，1967年武汉市修复都府堤“毛泽东旧居”征集文物，杨开慧哥哥杨开智将铁箱捐献出来，物归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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