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州时，苏轼给亲友李之仪写了一封信，信中坦承，他昔日“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此言虽有免祸畏罪的成分，但的确也反映出苏轼对自己过去的言行有所反省，也在检讨自己对新法的态度是否过于偏颇。到了元丰六年，他又给老友滕达道写信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考虑此时神宗已流露出再起用苏轼之意，他此番言论实际就是表态不再全面反对新法，不再纠结争论是非，而尽量考虑纠补问题。事实上，这也很难说苏轼为了再获起用而刻意“忏悔”，从他在密州任上举措来看，其实他也未尝不是认识到新法优点，在思想上有所转变。
苏轼与王安石互怼这么多年，最终见面和解时都说了什么？" />
在思想上有所转变之后，贬谪黄州的苏轼，想必对闲居金陵王安石处境也有一种“人生失意无南北”的惺惺相惜之感，由此萌发与这位大佬和解的念头。充当拉近关系媒介的，自然就是这两人最擅长的文学，更何况两人佛学造诣都颇深，更容易找到共同话题。元丰四年（1081），苏轼从新党成员李琮处得知王安石夸奖他的《胜相院经藏记》，喜不自禁，回信想让李琮牵线，促成秦观去拜访王安石一事，实现接触。另一方面，回归文学本身的王安石，也是颇喜苏轼。他在金陵闲居时，有人从黄州来看他，他第一反应居然是问：“东坡近日有何妙语？”客人答曰写了《成都圣像藏记》，王安石立即让人取来，在风檐之下展读，看得是“喜见眉须”（《冷斋闲话》）。不仅如此，某次有客人问他，心目苏轼水平到底排到第几？王安石思索一番后说，大概和司马迁差不多吧（《潘子真诗话》）。
有了如此这般的铺垫之后，苏轼和王安石的和解，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元丰七年（1084），神宗允许苏轼“量移汝州”，释放出可能重新起用他的信号。苏轼便借此机会顺江而下抵江宁府，一方面和王安石实现最终和解，另一方面更是向神宗暗示自己不再意气用事地反对新法。昔日两大怒目相视的政敌在江宁会晤，即便在当时也是一番佳话，宋人不管立场如何，对此事都是兴趣盎然，表示赞许。在他们笔下，这两人的会面，自有一番魏晋名士的风流：苏轼抵达江宁时，王安石穿着便服，骑着一头驴就去江边拜访他，苏轼连冠都来不及戴前来迎接，当他表示歉意时王安石哈哈大笑：“礼为我辈设哉？”然后两人同游蒋山，暗比诗才，结果苏轼大获全胜；但王安石也非等闲之辈，随即识破苏轼诗“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两个道教典故——“玉楼”为双肩，“银海”为双目，让苏轼不由得暗叹：“学荆公者，岂有此博学哉！”在见面时，王安石用了宋太祖接见李后主的典故，一语双关地夸他：“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侍。”而苏轼则回应了一个笑话，埋怨王安石“你早作声，我不至此。”（分别出自《曲洧旧闻》《侯鲭录》《后山谈丛》）。
虽然这些精彩纷呈的记载可能有所夸张，但时人公认苏轼和王安石见面气氛和谐，相互都放下了心结，甚至可以各种轻松地互相斗诗开玩笑。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记载提到了两人大谈文学和哲学，但从未提到他们是否谈论过政治。针对江宁会面，苏轼给密友滕元发写信说：“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似乎暗示他们两人只谈了风花雪月。不过，检阅此时苏轼给王安石写的两封尺牍，一篇想在王安石门下“朝夕闻所未闻”；另一篇则表示自己想在金陵买田买房，与王安石相邻而居，为此他还写诗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想朝夕闻所未闻，想见先生未病时，想十年前就跟随王安石，如果单是诵诗说佛而言，恐怕难让苏轼有如此大热情罢？实际上，宋人记载中也有两人此时交流政治的记载，据邵伯温说，两人会面时苏轼表示“某欲有言于公”，王安石以为他要纠缠昔日之时，脸色都有所变化。不过苏轼表示自己是对当下时局有意见，希望王安石对新党权贵挑起西夏战争，又在东南兴起大狱进行劝阻。王安石举起两指告诉苏轼：“二事皆（吕）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由是可见，两人和解的恐怕不仅是文学，在政见上恐怕也取得了一定共识，甚至达成某种默契，会面才会如此其乐融融。
就在此次会面一年后的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改次年为元祐，旧党重回中央，新党纷纷被罢。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去世。苏轼奉命撰《王安石赠太傅制》，文中评论王安石：“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虽不怎么提王安石变法功绩，对变法表现出还是略有微词态度，但对王安石本人却是推崇备至。同年十二月，苏轼为学士院起草策题——《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精励》，表达了自己希望汲取新法有点，达到“校量利害，参用所长”的地步，实际上成为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最终态度，后来更是在来势汹汹的元祐更化中转而维护某些新法，甚至为了募役法而和司马光发生激烈争论，成为旧党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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