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长江路梅园新村街，与民国政府的“心脏”总统府仅一街之隔，这里的建筑朴拙小巧，红瓦灰墙，白色回廊与绿柏鲜花相映成趣，融入六朝古都厚重的空气中并不显眼。这里便是1946年国共南京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办事处原址，现为梅园新村纪念馆。不过70多年前的这里“即没有梅花，也没有什么园的”，郭沫若曾笑语，得名梅园大约是因为“梅益先生（中共代表团发言人）住在这”。
如今的三处院子仍保存了当年风貌，17号是中共代表团办事机构所在地，设有会议室、新闻组、抄报室、电讯组、外事组和妇女组等办公室；30号的二层小楼既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也是他们的生活住所；35号则是董必武、李维汉、廖承志等人的办公和住所，小院的东边有一个小门，方便避开31号监视所的耳目与30号的周邓二人联系。
周恩来赠送给司徒雷登一个五彩瓷瓶有什么寓意？" />
／周恩来走出梅园新村17号照片，摄于1946年12月。
原址南侧两幢建筑，被辟为周恩来图书馆与史料陈列馆，其中就收藏有周恩来赠予司徒雷登的仿明式五彩瓷花瓶。
就在蒋介石连邀三次毛泽东“共商国是”期间，美国政府也派出特使马歇尔参与调停，希望能继续维持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抵抗苏联在华势力。由于当时驻华大使一职空缺，周恩来力荐了深谙中国文化且未涉入党派纷争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父子两代都是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抗日战争时期，司徒雷登一度因为拒绝与日军合作而被关入集中营，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的他，甚至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出狱后，他继续回到燕京大学出任校长，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在担任要职，这样的身份对调停两党谈判显然再合适不过。
谈判过程中，司徒雷登建议改组政府、制定宪法、打击贪污、实行民主建国，并提议由美国分别装备和训练国共两党的军队。1946年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召开，第二天，周恩来在梅园召开记者招待会，痛斥“国大”违背政府协议与民心，中共坚决反对，代表团将撤离南京返回延安。
和谈彻底破裂，司徒雷登之前的种种努力也付诸流水。临行之前，周恩来赠送给司徒雷登这个五彩瓷瓶，隐然有祝福对方平安、祈求中国前路和平之意。1949年司徒雷登返美之时，随身只带了一个皮箱，里面除了一些旧衣物，只有周恩来送给他的五彩瓷瓶。
1954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筹建，1977年重新对外开放，有文物1170件，其中一级藏品100件，作为南京市博物总馆的分支机构名列国家一级博物馆。
而那个瓷瓶在后来的岁月中始终伴随司徒雷登左右，是他珍爱之物。晚年病重时，他嘱托自己的秘书傅泾波：“余过世后，此物当归还原主。”1988年5月26日，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为此事专程来华。兜兜转转，瓷瓶回到了梅园新村纪念馆，那段峥嵘岁月里的友谊，被司徒雷登深情地记在《在华五十年》中：“我梦想中国成为一个安定、团结、进步的国家……我的梦想是对的，可以实现的，因为我对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历史有所了解，知道他们有着坚贞不屈的美好品德……我相信，我对中国所抱的梦想也必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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