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被许多人看作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北宋文人只需文章做得好诗做得好词填得好，就可过诗酒风流的日子。这就是宋真宗在《劝学》诗里所说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谓“学而优则仕”。历代选拔文人做官无非是荐举和考试两种办法。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是采用的荐举，即各郡以有声望的人为“中正”，将当地读书人按才能分九等，政府按等选用。
而唐宋的科举制度则采用考试。具体而言，古代科举考试以进士、明经两科为常规的主要考试科目。进士科以诗赋为考试内容，以声韵对偶定优劣；明经科以经义为考试内容，就是对古代儒学经典的理解发挥。在这两种考试中，进士科更受重视，参加进士考试和通过进士考试取得功名的人最多。甚至宋代的宰相也几乎都是进士出身。这种考试制度的缺点，就是重视文学才能甚至是形式技巧的掌握，忽略实际的行政工作能力，造成一些文学才能不突出，或不大注重形式技巧，却有实在能力的英才，被挡在仕途之外——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一个例子。
王安石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以诗赋取士，只能使年轻人闭门埋头于吟诵赋诗，不会对实际问题进行思考，即使做了官也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于是，熙宁二年（1069）五月，他上书宋神宗，建议“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策、论试进士”，要求彻底改革进士科的试题内容，废除明经等诸科。不仅如此，所谓的经义试也一律以王安石的新学为准则，与新学不合者一概斥退。
对于这种以专制思想为基础的取人之道，苏轼极为反感，绝不赞成。他返回京城时，其才华和威望在宋神宗心目中也有很高的地位。因此，神宗为科举变革之事特别征询苏轼的意见。而苏轼也不客气，立即呈上了明确持异议的《议学校贡举状》。在苏轼看来，科举不论考什么，都有可能出现考试成绩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情形。一切都以考试为准，失之于仓促，无法深知士人的才能行为。因此他曾经认为，科举应该“兼用考试察举之法”，这样就可做到“始由察举，而无请谒公行之私；终用考试，而无仓卒不审之患”。
至于王安石主张的诗赋缺乏实用价值这一点，苏轼也不以为然。他的态度十分明确：它是唯一可行的选才方法。如果说诗赋无用，为何从唐代以来，通过诗赋考试成为名臣的不计其数？反过来，苏轼对王安石中意的经义取士大加挞伐。一方面，如果考经义是为了考察品行，那么这等于教天下人作假，因为德行应该是通过君王的表率和奖惩来教化的。另一方面，经义取士由于缺乏科学客观的评判标准，容易导致任意发挥，不但难以选拔出真正的治事之才，且易造成浮华文风。
站在几百年再看这段争论，不免令人感叹苏、王两人都有偏颇之处。其实无论是诗赋，还是经义、策论取士，都各有其长，也各有其弊。在文学上，以诗赋取士曾造就了唐诗的兴盛；宋以经义、策论取士，也使得宋代文章长于议论。但就理政治世而言，无论是诗歌，还是经义、策论，恐怕都不足以选出具有经邦治国、规划天地的实际能力之士。后世明清科举的经义、策论同样沦为讲求文学技巧的文字游戏，便是一个例子。但要苏轼、王安石解决这个整个科举时代都不曾解决的问题，恐怕也是苛求古人了。
虽说如此，宋神宗看了苏轼的奏章，还是颇受触动。这位皇帝激动地对人说："我本来对那些建议就有怀疑，见了苏轼的议论，才有了明确认识。”当天便召见苏轼，向他求教说：“目前的政令有哪些得失？即使我本人有过错也请你直接指出来。”苏轼谦逊辞让了很久才说：“我私下认为您要求治理好国家的心太急了。听信的各种意见太多了，提拔人才太快了。希望您能安静沉稳地等待事物自己发展，然后根据情况采取对应的措施。”神宗倾耳谛听，并表示：“你的三句话，我会细细考虑的”——不过当时他正在变法的兴头上，对苏轼的话其实并没有听进去。苏轼极力反对的科举制度改革也在第二年付诸实施。废除诗赋，仅用经义策论选拔人才，堪称唐宋科举制度史上最全面、最根本的变革，也决定了此后八百年科举制度的发展方向。
这场变更科举考试内容的争论发生后，苏轼兄弟与王安石新政集团间的矛盾，变得日趋激化。苏轼还利用进士考试的机会反对“变法”。他看到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任，苏轼在《国学秋试策问》中就故意出题，“晋武帝进攻东吴时，因独断而取得胜利，前秦苻坚攻打东晋时却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实现霸业，燕王哙专任子之而招致失败。为什么事情相似而结果不一样？”这段话其实就是在指桑骂槐，暗指王安石要神宗独断、专任，并引导考生抨击王安石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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