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称为九省通衢，自春秋战国以来，武汉三镇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明清时期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天下四聚之一。清末汉口开埠和洋务运动开启武汉现代化进程，使其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武汉还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近代史上数度成为全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从来都是你争我夺的战场。解放前后的时间段里，武汉鱼龙混杂，而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保密局）潜伏和派遣了很多特务潜入武汉，制造恐怖和破坏事件，打探情报，反特形势十分严峻。
1955年，老红军出身的苏福良（1936年11岁参加红军）任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副处长，主要负责反特工作。
苏福良老前辈晚年时在病房讲述自己的往事
1956年，新中国的公安反特机关得到消息，有个叫焦志彬的人，以探亲的名义从香港回到武汉。而这个焦志彬来头不小，确认为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从台湾秘密派遣至香港的军事特务，号称“万能情报员”。
所谓“万能情报员”，是当年美蒋特务机构合作的一个产物。即美特机关为蒋介石政府训练了一批所谓精英特工，这些特工至少精通一至两国的语言。进入指定的潜伏区域后，要求是单人执行任务，独立搜集情报，发报、抄报，译报均一人完成。并利用电台直接与保密局保持秘密联系，发送情报和接受指令。
50年代初，美蒋特务联合出发大陈岛
收到情报后，苏福良和他的小伙伴们马上进入了状态，决心尽快破获这起重大特务案。
很快，焦志彬的行踪就落入了武汉反特人员的视线，一举一动皆被监控。在对焦志彬实施的秘密跟踪中，苏福良发现，这个焦志彬刚到武汉就找了个女朋友，两人频频约会，而约会的场所总是选在机场、军区（军队驻扎地）等地区附近。很明显，其是利用约会的幌子，借机窥探解放军的装备和防御能力。另外，在无线电侦听这里，苏福良和同事们还几次截获了他对外发送的电报，其中的内容均为解放军军事防御等方面的情报。
汇总了情况，包括案情分析，苏福良向时任武汉市公安局局长的谢滋群做了汇报，并请示对焦志彬实施抓捕。谢局长当即将这一情况上报至公安部。公安部的批示很快就下来了：立即抓捕焦志彬。但同时，公安部又派下来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在抓捕焦志彬时，必须将全部过程拍摄下来，制作一部纪实题材的电影在全国放映。
原来，就在武汉向公安部汇报焦志彬案件的同时，北京也破获了一起特大特务案件。该特务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后，弃暗投明，不但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还有立功表现，最终得到了宽大处理。公安部认为北京的特务案件和焦志彬案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决定和文化部一起拍摄一部名为《两条道路》的纪录片，以北京这起案件和焦志彬案件为素材，指明国民党特务在国内的一切特务活动都是徒劳的，号召他们弃暗投明。
就在接到公安部批示次日，文化部派出的导演、摄影师抵汉。抓捕暨拍摄方案会议就在谢滋群办公室里召开。导演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为了让这部电影更加真实，具有震撼力，经过公安部批准，电影将对抓捕工作进行全程实景跟踪拍摄；
第二，挑选一名民警当男主角。
谢滋群马上笑着说：“我看那个男主角就是苏福良了！”就这样，苏福良作为一个老红军，却成为了新中国反特纪录片里的男一号。
但谁都知道，即便是全程实景跟踪拍摄刑事案件都有很大的难度，更别说是现场拍摄反特案件。这就意味着抓捕时间必须非常精准，导演更是提出了拍摄中想要达到的匪夷所思的难度，必须“拿贼要拿赃”，即既要现场查获焦志彬发送电报的证据，还不能让他发出去一个电码。难上之难是要拍摄到焦志彬正戴着耳机对外发送电报的情景；其次，国民党的“万能情报员”均受过特殊训练，被俘后很可能会自杀。焦志彬的身上可能就携带了毒药，随时准备服毒自杀。
为了达到拍摄要求这几点，反特小组绞尽脑汁，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周全的抓捕和拍摄计划。
由于前期侦察工作的扎实，焦志彬平时的活动规律已经被摸清，反特人员断定，再过两天就是他发送情报的日子。
决定抓捕当日的上午，焦志彬和女友到了汉口民众乐园的一家剧院里看戏。在剧院里，侦查员时刻注视着焦志彬的一举一动。在观察中发现，焦志彬虽然在看表演，但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应该是在想中午发报的事。他不知道的是，正是在这个时间里，苏福良带人悄然进入了他的住所，开展技术侦查工作。
苏福良和技术侦查员采取技术手段对电报进行拦截，这样一旦焦志彬开始对外发送电报，苏福良马上就能知道，并且同时采取抓捕行动。
焦志彬住的地方是老式结构的房子，他住在二楼，地板都是木质的，踩在上面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如果同时有十几人冲上楼，那动静可能会很大。苏福良让行动人员都换上了解放牌胶鞋。另外，在嫌犯住处对面的楼上也安排了侦查员随时观察他房间内的动向。行动人员则隐蔽在事先安排好的，距焦志彬房间行动起来仅几秒钟即可到达的隔壁房内。
根据掌握的情况，焦志彬发报的时间一般都是在中午12点。果不其然，中午11点多钟，焦志彬很准时地回到了住处。他保持着一个职业特工的谨慎，上楼和进屋前都仔细观察了四周的情况，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
手表上秒一跳一跳地指向12：00整，清脆的“滴滴滴”发报声准时传出来。“行动！”苏福良一声令下，行动人员紧随苏福良冲向焦志彬房间，踹开房门，“不许动！”苏福良第一个冲进去吼了一嗓子。只见焦志彬正坐在床上，耳朵上戴着耳机正在发报，他显然还没反应过来。听到吼声后，他愣住了。苏福良立刻冲上前摁倒焦志彬，不出预案时的思路，果然从其身上搜出用来自杀的毒药，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这是一个完美的整个抓捕特务的过程，导演后来对苏福良说，拍摄过程相当成功，就在苏福良将焦志彬抓住的一瞬间，摄像机及时准确完整地录下了整个过程。完全达到了导演以及上级领导所要求的真实场景、表情。
抓捕的整个过程后来在纪录片《两条道路》中足足有15分钟的镜头，并在全国公映。也成为新中国公映的反特宣教片的开山之作。
这个案件也上了当时人民日报1956年6月10日的头版。
苏福良老前辈一直战斗在武汉公安战线上，为保卫新中国新武汉呕心沥血。离休前为武汉市公安局顾问，离休后，继续发光发热，为下一代的成长多次以高龄身躯亲自进行红色历史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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