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热播的张艺谋电影《悬崖之上》掀起了网路大讨论,不出意料,它将斩获五一档票房冠军。看电影,除了刺激、悬疑外,其实,我们还要更多地去了解历史,发生在自己国家土地上屈辱和抗争的历史。电影依托十四年抗战中东北隐蔽战线历史而编就,其中引子称为“乌特拉行动”,其最终任务目的就是要救出从背荫河逃出的一个人,王子阳。
那么,背荫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王子阳又是何许人?
背荫河镇坐落在黑龙江省五常市,今天的全世界最好的大米之乡。它于乾隆九年(1744年)建屯。1932年,随着拉滨铁路(哈尔滨至拉法的铁路)的建成开通,背荫河屯迅速成为铁路沿线的一座小镇,并建有火车站。
而喷香的大米,旖旎的风光中的历史,有一页是充满着侵略者的罪恶的。那就是,在七十多年前,东北全境沦陷没多久,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竟然成为了日军731部队,对,就是那个臭名昭著实,至今日本政府不肯也不敢承认的细菌部队的实验场所在地。
彼时还称为“加茂部队”(或“东乡部队”)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经过细致考察选中背荫河建立实验场,看中的便是这里交通便利,距离哈尔滨较近,可以及时运输和提供大量实验器材(包括实验用的人体-反满抗日志士、无辜抓捕的中国百姓、被俘中国军人以及劳工,给养物资等;而该地相对来说又远离人口密集区域,一旦发生烈性细菌传染,能够迅速采取措施,便于控制;除此之外,这里作为农作物生产区,还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和资源。这个地理位置对731部队进行罪恶实验具有很好的隐蔽性。
背荫河实验场俗称“中马城”,其得名源于1933年实验场建成后,一个名叫中马的日军大尉负责管理这座实验场。731部队的任务残忍而隐秘,“中马城”便显得更为恐怖与神秘。
关东军所建的这个“城”坚固异常,规模庞大,管理严格,形同要塞。
据史料记载:它(指“中马城”)周围有三米多高的围墙,墙顶上架设着两道铁丝网,中间还有一道高压电网,围墙四角各修筑一座坚固的炮楼,安设两盏活动式探照灯;墙外挖有两米半宽的护城壕。正门朝北,一座吊桥横跨在护城壕上;吊桥里侧是两扇黑漆城门,由两名日本兵持枪把守。。。
即便火车经过背荫河站,也要将车窗帘布放下,严禁旅客向车外看望。包括在“中马城”服役和的工作的日军人员也禁止一切外出;禁止使用日本真名,经过关东军相关的课同意后批准通信,也必须使用化名和通过逐字逐句地审查。
另有文献记载:到冬天这里已经建成一座阴森巨大的城堡,南北450米,东西230米,共约103500平方米。内外三层套院,三道围墙,一道护城壕。墙高5米,顶端有安刺线电网,外墙四角相望,各修碉堡型炮台一座,上置探照灯,壕深5米,宽10米。城周只留西和西南两个门,西门直通火车站,西南门直通机场,铁路专用线也从此进入。
当然,该文献讲述的“中马城”的一些建筑数据与前述略有差异,但均反映了“中马城”戒备森严、坚固庞大的特点。这座与世隔绝的军事要塞成为了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的活体细菌实验的场所。
而“城”中的罪恶在战后至今一直被日本政府和其战后的主子美国政府深深隐藏着,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再阴暗的角落,总有露出“冰山一角”的时候,“中马城”的蛛丝马迹在侵华日军军官的文字记载里便能够寻踪追迹。
彼时,任职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远藤三郎就曾目睹了“中马城”的人间炼狱,在他以后出版的日记里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1933年11月16日他就在背荫河,亲眼见证了两项活体实验。
“午前八点半,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到交通中队(即‘中马城’的代称)内的实验场视察实验的情况。”按照第一班负责电气实验,第二班担当毒气、毒液实验分工。分别各用两名“共党匪”(日军对被充作实验对象的抗日人员的统称也是轻蔑诬称)进行实验。(在日前)曾使用碳酰氯在毒气室经过5分钟实验,引起严重肺炎者,迄至昨日依然生存,而被注射15毫克氰酸化合物者,约20分钟后即失去知觉。(电刑实验)经通过两万伏高压电流进行多次实验者,仍未使其致死,最后注射毒液始将其杀死。第二个人,通过以五千伏高压电流反复实验,并未使其致死,最后连续接通电流数分钟,始将其烧死。”
还有什么比这种残忍的活体实验更为畜生!而731部队(加茂部队或称石井部队或称东乡部队)从建立之初其目的和任务就是从事这种罪恶行径。
在远藤三郎的另一篇日记里还记录了他在背荫河看到的情形:“被实验者一个一个严密地关在栅栏里,把各种病原菌移植于人体内,观察其病情的变化。”这里提到的“栅栏”就是关押实验对象的铁笼子,而那些被实验者(中国人或者朝鲜人)则像动物一样接受悲惨的结局。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即便是戒备重重,面对着枪口与刺刀也同样如此。
“背荫河事件”就是在极端压迫与凌辱中爆发的,它是一起成功的越狱事件,关于这次事件,《日军731部队罪恶史》、《日本军细菌战》、《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满洲第731部队”罪恶史》等,其中,由东北反抗侵略者那段深沉历史的亲历者、抗联名将,抗联领导人之一冯仲云在抗战胜利后,为了牢记血泪,缅怀战友写了一系列回忆文章,1946年将这些文章合编出版的《抗联苦斗史》。该书明确指出有十二名从“中马城”逃出的人,投奔抗联队伍,冯仲云本人还接见他们。
另外,《“满洲第731部队”罪恶史》是日本战犯榊原秀夫、荻原英夫等人合写,爱新觉罗溥杰翻译的回忆录也说明了“中马城”越狱事件。这两本书都是重要的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史料。
1936年9月任驻伪满第1师团步兵第57联队附军医,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林口支部长
日本战犯荻原英夫的舅父瓜生荣二曾于1933年起在背荫河“中马城”工作了一年六个月,瓜生荣二的职务是看守,他的头部受过伤,留下伤疤,变成秃头。受伤的原因恰恰是被实验者越狱时打伤的。这段证词表明瓜生荣二极有可能亲历过那次越狱事件,并且受伤。
根据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记载,当时有20余人逃出,4人因体力不支死在路上,其余的人走散了,剩下的12人投奔抗联队伍。也有的文章说是14人逃出,2人跑到八家子屯,被当地自卫团杀死1人,抓回“中马城”1人。其余12人中,有5人跑到新发屯,7人跑到程家岗。还有的说法是18人逃出,其中3人跑到八家子屯,被自卫团杀死1人,送回“中马城”2人。5人逃往程家岗屯,5人逃往新发屯,2人跑到阎家洼子屯。另有3人因体力不支,饥寒交迫死在路上。总计12人获救。这里可以基本确认,最后从“中马城”成功逃脱并生还的人应该是12人,而这其中便有王子阳。
王子阳,原籍和出生日期已经不可考,根据东北抗联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刘海涛撰写的《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窥探王子阳,这位中国人中不屈之魂,革命烈士生前的片段经历。
刘海涛烈士,1941年牺牲于日军扫荡中,时任山东鲁中军区司令员
其是在伪满日伪组织的“圈街”行动中被抓捕的,先是关押在哈尔滨监狱,经过严刑拷打,日军没从他口中套出什么有用的消息。随后将他们百余人押送到火车站,塞进闷罐车,运到了恶贯满盈的日军731部队下属的背荫河试验场。
这个试验场有百余间房子,窗户在高处,只能透光,里面的犯人不能看到外面的一切。每间房子里又有若干铁笼子,中国人就装在铁笼子里,一人一个。
731那帮人间恶魔将“实验对象”当“牲畜”一样对待,既是为了“节省空间”,多收集一些“试验材料”,也是为了毁灭犯人的尊严,消磨抵抗意志。日本军医隔三天就要从犯人身上抽一次血,一次量大概有茶碗那么多。他们还让犯人吞下一条胶皮管,一直捅到胃里,然后向外抽气,一直抽到抽不动为止。
“实验对象”身体好的,有的抽血十几次还扛得住,就留了下来,而体质不行的,没几次抽血后就被带走,先洗澡后注射药物。根据刘海涛的回忆,不知道是什么药,反正是头、脚和身上各打一针,几个小时后犯人就没法说话,神志变得不清醒,这时候日军以“不行了,给他拉出去”为借口,把其带离房间,从此人间蒸发。
根据冯仲云撰写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的《背荫河车站的杀人工厂》一文记载,日军确实有计划地将无法提供血液的犯人当作各种生化武器的试验材料,犯人死亡后经过解刨再扔进高炉毁尸灭迹。
王子阳应该身体条件不错,一直没被带走,但他一直为逃出魔窟而作准备。
到了计划越狱那天,日军看守都在食堂,牢房里只剩下一名看守。王子阳假意与看守套近乎,一名难友趁对方不备,用装满水的啤酒瓶将其打晕,搜出牢房钥匙。王子阳赶紧组织还有体力的难友向监狱东墙逃亡。此时,恰逢背荫河实验场突然停电,王子阳和难友们搭人墙越过高墙,打晕看守的那名难友是最后一人,由于体力透支,在攀爬过程中被发现,当场被杀。
王子阳和十多个中国人逃出了试验场,此时天空下起大雨,除了三个人因大雨寒冷冻死在路上外,其他十几个人陆续走散。最后,王子阳和难友们因躲在玉米地逃过一劫,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善良的老乡,后者告诉他们:“赵(尚志)司令的抗日军就在不远处,你们只有到他们那儿去,才可以活命。”
根据《日本军细菌战》一书的记载:当天越狱的有十八人,三人冻死,三人被伪自卫团逮捕,其中除一名抗联战士被杀害,其余二人被送回背荫河。剩下十二人在抗联交通员的带领下,投奔了抗联。
1936年7月,赵尚志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六团改编为第六师,辖七旅、七十三团和独立营。而王子阳经过了磨炼,成长为这个师的代师长。
1937年4月,抗联第三军准备打击西边的日军,于是来到了木兰县。但六师的行踪早已被一股精锐日军(讨伐队)发现,他们咬着六师走了很久,终于在拐把桥悄悄地包围了王子阳的部队。并在王子阳部放松警惕的时候,进行了偷袭。大概有六、七名日本兵摸进了营地,哨兵没有发现,反倒是一名排长率先觉察到异样,立刻提起武器放倒了最前面的两个日本兵。抗联战士们听到声音,火速进入战斗状态。战斗打了两个小时,王子阳腹部受重伤。日军撤退后,抗联战士把王子阳抬回了六师的秘密营地,然而因为伤势过重,王子阳牺牲了。一位从731魔窟逃出的英雄,为了民族独立和侵略者进行了不屈的战斗,最终长眠在了自己家乡的土地上。
越狱后的第二年,“中马城”便发生了“爆炸”事件。这里有说日军不慎引爆,有说是抗联队伍搞得破坏炸的。但越狱和爆炸两次事件引起了石井四郎的不安和焦虑,他觉得背荫河地区不适合进行秘密实验,开始了搬迁行动。于是,石井四郎以“失火”为由,陆续撤走了研究人员和各种设备,转移至哈尔滨或日本本土。
此后,经过七十余年风雨沧桑,“中马城”已经无影无迹,彻底消失在了历史风烟中。但侵略者的罪恶不会烟消云散,历史的沉荷因为没有得到昭雪,也不会就此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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