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陈云在上海交给秦邦礼（即博古，原名秦邦宪的亲弟弟）两根金条，指示他以此做资本，以开店为掩护，为党建立秘密交通站筹集和保护党的经费，并暗中为中共提供无线电、药品等这些在当时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战略物资。谁也没曾想到，这两根金条成为了今天在国际赫赫有名的央企华润集团的起家资金。
就这样秦邦礼化名杨廉安为了连接上海与中央苏区的交通，去汕头开店。杨廉安在汕头开办了“中法药房“汕头分房”。这是杨廉安开办的第6家店铺。当时从上海到瑞金，途中要经过香港或广东，然后走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汀州沿线，为了安全还要徒步走山路。原来的交通站暴露以后，杨廉安的中法大药房成为秘密转移党员和交换文件的重要地点。这些资产后来成为了华润公司的雏形（期间，1935年曾结算交清党产，化名方一山，随陈云，曾山等人赴苏联学习）。杨廉安（秦邦礼）成为了后来新中国航母级央企华润集团的创始人。
1937年1937年春夏之交，秦邦礼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继续经营店铺，准备迎接共产国际的代表。那年夏天，日寇全面侵华战争升级，上海爆发了“八一三事变”，原计划无法实施，中央指示秦邦礼卖掉店铺回到延安。回到延安的秦邦礼被分配中央党校教务处工作，由于留学苏联的经历，秦邦礼担任了马院教师，教授《联共（布）党史》。
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蒋介石允许党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协商，希望能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得到其认可。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廖承志等人前往香港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在延安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找秦邦礼谈话，让其前往香港开设公司，为掩护和协助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按照组织安排，秦邦礼先到“武汉八办”领取经费，再到香港。所以，他也成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最早的成员之一。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地点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对外挂牌“粤华公司”，主要负责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用来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
1938年夏，秦邦礼经过考察，在香港开设了“联和行，公司在香港皇后大道中、毕打街附近的德辅道中的交易行（建筑物名）中。联和行就设在交易行一楼阁楼上（应该类似于今天建筑物中的M层，也就是夹层）的一间小办公室里，约有七八平方米。
1948年，联和行进行改组、扩大，更名为华润公司。华润之名，取自毛泽东的字润之”，寓意中华润之。同时，还有中华大地，雨露滋润之意。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中国的革命形势已经从生存、发展转向了解放区执政以及准备夺取全国解放后的国家管理准备。华润作为中共情报保卫、经济供给，以及统战工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支点，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为了保证华润与中央、与东北局、与大连站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华润公司的电台工作，变得无比重要。
郭里怡，1924年生人，1938年在四川某中学参加革命，1939年，时年15岁加入中共，在川东地区从事隐蔽战线工作。1945年调到重庆八办。1947年3月，随办事处乘坐美国派出的飞机撤回延安，先被编入钱之光的赴港小分队，走到山西的三交镇，与王华生调换，她留在中央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统战部前身)。城工部部长便是周恩来，副部长罗迈(即李维汉)，秘书处处长是童小鹏。城工部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青妇），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
在山西的日子并不长，郭里怡调到后委城工部不久，中央为了加强蒋管区的电台工作，又派她进入蒋管区。她即从山西到西柏坡，稍事休整后，刘少奇亲自与郭里怡、唐麟、华岗、叶梅纹这四位即将出发的机要员谈话。
随后，这一行四人两男两女，扮装成两对夫妻。郭里怡和唐麟为一对，二人年龄相差很大。到天津后，组织上安排他们住在中共老资格的地下党员沈尔林家里。
1948年郭里怡于香港
在天津过了春节后，组织随即安排四人乘坐英国太古公司的船去香港。到香港后，机要员们便即行分手，各自跟随着来接引者走了。接郭里怡的是刘长胜，是中共在南方，尤其是在上海地区老资格的隐蔽战线领导人。
郭里怡并没有在香港开展工作，她的工作地点又有了紧急调动，中央又将她派回熟悉的重庆，因为彼时重庆的地下台几乎被国民党特务全面破坏，只有一部电台还未暴露，但需要密码。刘长胜带着郭里怡先是回到了上海，转交给另一位中共情报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刘少文。接着，刘少文派他的助手赵平送郭里怡去重庆。抵达重庆后，他们找到那个电台，电台有呼号，郭里怡用缝在自己鞋底夹层里的密码，接通了城工部的电台，与童小鹏通话，重庆恢复了与中央的联系。
但残酷的隐蔽战线工作环境并未让郭里怡喘息，重庆的工作刚刚展开，便突然收到童小鹏电报，大意是：赵平夫妇被捕，马上离开重庆，不要带密码，转移到香港“刘恕台”工作(刘恕，建国后钱曾在外交系统和海关工作，曾任海关总署副署长。以后钱之光到华润后，接管电台改为“之光台”)。原来赵平送她到重庆后，回到宁波被捕，他的老婆沙平被捕后就叛变了（关于赵平夫妇的被捕，我曾在前面的文章里有过记述，有兴趣的可以看看https://www.toutiao.com/i6688370493206037005/）。
郭里怡从重庆回到上海，设法去香港。但身上的钱不够，于是她把组织给她用来装扮身份的派克笔、首饰都卖了。1948年6月，郭里怡乘坐飞机到达香港，刘恕派夫人鲁映到机场迎接，郭里怡加入联和行（即华润集团前身）。
香港铜锣湾希云街27号。刘恕的家，也成为了郭里怡在香港的第一个住所。
郭里怡记忆力极好，能熟记国际电码。可是，战争年代，明码很少用，他们更多地是使用密码。郭里怡到香港后，马上着手制作新的密码。
她和鲁映去香港书店买了十几套书，每种书籍都买两套，一套留在身边，一套送回山西的城工部。她采用“书造密”的方式编制密码。这种密码是永不重复的，只要敌人不了解他们所用的书，就不能破译。
秘密电台是有严格的制度的。一个比较完备的地下电台必须由三部分组成：
机要员，他们掌握“密码”，一般在首长身边工作，负责把首长要发出的“文字”译成“密码”电报，或把接收到的密码电文译成文字。郭里怡便是机要员。当时最怕译错，所以，凡是名词，比如采购的物资、还有人名，都要在电文上写两次，防止出错。
报务员，负责发报，但是，他一般不了解密码的含义，因为发报员很危险，敌人跟踪电波就能发现电台所在地，很容易被捕。报务员与机要员互不相识，也不在一起工作。所以，华润的报务员，郭里怡在香港工作期间，从未见过他们
交通员，负责在机要员和报务员之间交换文件，他虽然认识双方却不知道文件内容。同时在香港工作的老资格情报员袁超俊的妻子钟可玉和刘恕的妻子鲁映承担的便是交通员工作。她们常常扮作买菜的样子，传递情报。
1948年冬，鲁映（左）和郭里怡于香港
郭里怡来了以后，联和公司的电台工作走向正规，电台利用率也极高。初期，他们主要是向中央城工部发报，然后经城工部转发给大连钱之光或东北局。
中央常电告华润采购物资的清单。那时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各地战场时常都会有各种需要，郭里怡记得，朱德、陈云和周恩来署名的电报最多，华东局曾山的电报也很多。
华润早期的报务员是小李(真实姓名今天已经仍无透露)，他和妻子带着一个孩子，电台位置就在香港跑马地礼顿山道袁超俊的居所中，发报一般是在临晨2点到4点，每当小李发报的时候，袁超俊和夫人钟可玉都要放哨。
小李夫妇不能随便出门也不能见华润员工，华润人几乎没谁认识他们。那时华润的报务工作还不正规，袁超俊曾兼任机要员，而且跟报务员小李住在一起。
不久，袁超俊夫妇因为工作需要不再分管此项工作。报务员也调换了人员，新的报务员叫李文山，山西人，1942年加入中共。百团大战时便是民兵，后来正式参加八路军。1945年，抗战胜利，随即奔赴东北，成为东北野战军一员。1947年初，派至大连电器工程专门学校学习，一年后毕业，分配至东北局情报部工作，任报务主任。1948年，国民党新六军58师师长，营口防守司令兼营口市长王家善率军起义，整个起义过程都是李文山发电向党中央汇报的，那时他联系的电台有三个：延安、哈尔滨、朝鲜。1948年6月，东北情报部的肖里、吴诚和华润公司大连站的钱之光找他谈话，派他到香港工作。配备了一个助手，广东女人杨铭，加上一个老太太，以家庭作为掩护（扮演假夫妻）秘密工作了三年。
前面的报务员小李，长时间过劳工作，加之身体本身有病不好，每况愈下。领导决定送他回大连疗养，他乘坐华润运货的苏联轮船回到大连，但不幸的是，这位没有留下事迹的“无名英雄”没有多长时间就去世了，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
李文山进入香港不幸中的大幸是，他所乘坐的苏联货轮在进港时被英国轮撞坏，所幸的是他和其他乘客被救上了救护艇，并趁乱进入了香港（他没有证件）。随后由刘恕安排，住进了原来的电台秘密点，也就是袁超俊夫妇和小李的住所，开始孤独的秘密报务工作。
不久，为了安全，“之光台”搬到了人口密集的香港湾仔。这个地区的人比较富庶，收音机也多，信号混杂，不易侦破。隐蔽战线里，也只有两位交通员和高层领导才知道这个秘密台地点，机要员郭里怡更不知道。
报务员和维修只有李文山一个人，在香港两年多，他从没到过华润公司，也不认识任何华润员工，与组织接触的就是交通员，直到1950年10月电台搬到深圳。
伴随着港岛最隐秘的电波声，根据中央的命令，1948年9月至1949年春，华润分四批将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和700多位文化名人和爱国华侨安全送抵解放区，他们随后进入北平，参加首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这些人士包括：郭沫若、翦伯赞、茅盾、黄炎培、马寅初、章伯钧、蔡廷锴、李济深、柳亚子、郑振铎。。。后来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没有这些民主人士的安全抵达北平，很可能就无法召开新政协会议，没有新政协，就无法制定出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无法据此产生首届中央人民政府。
华润还以贸易为掩护，打通香港与解放区的贸易通道，配合三大战役采购军需物资、为解放区输送经济干部、恢复解放城市的生产与平抑当地物价。
几个素不相识的战友，键响了建国前夕的港岛版“永不消逝的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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