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锦衣卫到东西厂，大明猖狂残酷的特务政治揭秘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87，《明朝史话》连载12，欢迎收看。

明代的特务政治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极其残酷的。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到末代皇帝朱由检，其间无一不借助特务政治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

朱元璋建立了严密的政治和军事机构，也亲手制订了他自己认为是滴水不漏的规章制度，但是，各机构的官员是不是都忠心尽责地替皇帝效劳、彻底贯彻执行皇帝的命令呢？是不是有人在觊觎这皇帝的宝座呢？

对于这些，他是很放心不下的。为此，朱元璋就建立一整套特务机构，豢养鹰犬，替他伺察、追踪、搏击那些不忠于朝廷的官民。朱元璋以后的皇帝，更是变本加厉，把特务政治推上了登峰造极、空前惨烈的地步。

01、从检校到锦衣卫

检校是朱元璋早期主要的特务人员，遍布朝廷内外，其职责是专门察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之事，随时向皇帝报告情况。

检校的品位极低，除伺察、告发人家的阴私勾当外，没有其他任何权力。但是，他们充当皇帝的耳目，朝廷里再大的官员见了他们都惧怕三分。朱元璋自己曾说：“有这么几个人，譬如养了恶犬，则人家害怕。”

检校神出鬼没，无孔不入。当时有一个叫钱宰的官员，被征到朝廷编《孟子节文》，有一天罢朝回到家里，信口吟了一首诗：

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

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不料被暗中跟踪的检校听到，向朱元璋报告。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对他说：“老钱啊，昨天你做了一首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迟啊，把‘嫌’字改作‘忧’字如何？”

钱宰吓得直冒冷汗，赶紧磕头谢罪。

检校不仅侦探有关政治、军事的情况，连地位尊贵的官员的家庭生活琐事，也进行监视。

学士宋濂有一次在家请客喝酒，第二天朱元璋问他说：“你昨天喝酒了吗？座上的客人是谁，吃了些什么菜？”

宋濂老老实实地一一回答。朱元璋听完笑了笑夸奖道：“你很诚实，没有欺骗我。”

但是，检校只管察听、告密，无权扣押、审判和处罚犯人，还不是个完备的机构。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特地设立了一个完整的军事特务机构一一锦衣卫。

锦衣卫的前身是拱卫司，洪武三年(1370)，拱卫司改为亲军都尉府，本是皇帝的警卫机构，有一支专属的部队。洪武十五年改为锦衣卫后，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其职责也由侍卫天子扩大到伺察缉捕“盗贼奸宄”，不仅朝内外的文武官员要受其监视，就是街坊道途的民间阴私，也在其侦探缉捕之列。

锦衣卫内部的一个重要机构称镇抚司，掌管缉捕、审讯和一般行政事务；后又分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管理本卫的行政事务，而缉捕、审讯专归北镇抚司。锦衣卫的长官为卫指挥使，由皇帝委派亲信的勋戚或都督一级的将官充任。

皇帝直接控制和指挥这个特务机构，它和朝廷的府、部、院都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因为它是奉皇帝的诏令而抓人办案的，所以当时人们称这种案件叫“诏狱”。

朱元璋在处罚官员时使用了一种叫“廷杖”的刑罚。廷杖本无法律规定，只要官员违忤旨意，惹得不少官员被活活打死在鞭杖之下，连朱元璋的亲侄儿，曾在南昌保卫战中为他坚守孤城、苦战85天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的罪名被活活鞭死。

廷杖行刑的地点是在午门前的御路东侧。行刑时，众官员陪到午门外，左边是太监，右边是锦衣卫官校，下列旗校数十人，都是臂带袖套，手执木棍。

监杖的司礼太监宣读完命令后，旗校就用麻布兜将犯人的肩脊以下部分束起来，用绳子绑住两脚，四面牵曳，犯人俯卧，让大腿受杖。

这时，左右厉声高喝：“搁棍”，就有一人执棍搁于犯人的大腿，喝声“打”，就开始用刑。

每打五棍，就换一个人上去打。如果要置犯人于死地，监杖人就喝令“着实打”或“用心打”，于是，受杖人便无生还。

也有说，锦衣旗校行刑时，只要看监杖的司礼太监的两只靴尖，便知犯人可活，或者当死。如果两只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不会将人打死；如果靴尖向内一收，犯人就别想活命了。刑场上，旗校的喊喝如虎狼咆哮，而犯人的呼号撕心裂肺，闻者股栗。

正德(1506-1521)以前，凡受杖刑的不必剥去衣裤。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时，把犯人的衣裤剥去受刑，此后，被杖死的就更多。

正德十四年(1519)，群臣劝谏武宗皇帝不要到江南游玩，惹得武宗大发雷霆，把劝阻的大臣146人统统拉下去打大板，当场打死了11人。

嘉靖三年(1524)，世宗皇帝也因议论追尊他父亲的帝号问题，对敢于忤逆旨意的群臣大动肝火，廷杖了134人，当场打死了16人。

这两起是明史上最大的廷杖案件。

洪武二十年(1387)，胡惟庸案已基本完结，而且朱元璋也发现锦衣卫官校恃仗特权，非法凌虐，就决定罢撤锦衣卫，下令焚毁刑具，把锦衣卫监狱中的所有犯人统交刑部审处，并颁诏朝内外，今后一切案件全归三法司处理。

但是，时隔不久，明成祖朱棣夺得帝位后，为了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又恢复锦衣卫。以后的几个皇帝，代代相袭，这个军事特务机构就一直维持到明王朝灭亡。

正统朝王振专权时，利用锦衣卫残酷镇压官民。当时的锦衣卫指挥马顺是王振的爪牙，为王振侦缉、逮捕、拷打、杀害反对派的官员，流毒天下。侍讲刘球就是被马顺杀害的。“土木之变”后，马顺被愤怒的朝臣活活打死在宫殿上。

英宗复辟，重又加强特务统治，先后信任锦衣卫指挥逯杲和门达二人。逯杲为英宗侦查、监视官员的阴私，得到宠爱，恃宠胡作非为，派遣校尉四出侦缉。四方文武大吏，富室高门，为求得无事，纷纷以伎乐、金帛进贿，即使是亲藩公爵也不例外。如果没有送给贿物，就以某种罪名逮捕，搞得官员、士人家破人亡。不过逯杲也确实侦破了几起真正的谋反案，如天顺朝的石亨和曹吉祥案都是他所侦缉的，他本人也在曹吉祥叛乱时被曹钦所杀。

逯杲死后，英宗继而信任门达。门达学逯杲的样子，先调查一些事实，以示诚实无欺；取得英宗信任之后，便任意罗织栽诬，肆其毒虐。如陕西督储参政娄良、福建佥事包瑛等12人，被校尉告发下狱。包瑛居官并无过错，只因得罪了校尉，才遭逮捕，他气愤不过，自缢而死。其余的人被遣戍的时候，门达又派人在后面跟踪。天顺八年(1464)，英宗死，宪宗朱见深即位，门达失势，被谪戍充军而死，锦衣卫的势焰才稍为收敛。

天启年间(1621-1627)，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利用锦衣卫残酷镇压反对他的官员，使这个特务机构的残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掌管锦衣卫的田尔耕、许显纯是魏忠贤的义子。为了讨好主子，他们把反对宦官专政的官员罗织罪名，逮捕入狱，严刑拷打，残酷杀害。

田、许之辈设立了许多刑罚的名目，有所谓全刑，即让犯人备受械、镣、棍、拸、夹棍五种酷刑，还有枷、断脊、堕指、刺心，甚至煮沥青剥人皮。犯人在狱中三天两日就受一次拷打，一个个血肉溃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凄厉呼号，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要处死人，狱卒就在当晚高叫：“今晚有人该‘壁挺’了。”于是，把要处死的人独自拉到一间牢房，当天晚上就给害死。害死后，陈尸狱中，一直到腐烂发臭、蛆虫遍体时才用苇席裹着拖出去。因此，亲属也不知确切的死期，有的连尸首都无法辨认。

犯人一经进入锦衣卫监狱，就只能存九死一生的希望，侥幸留下一条命的，也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02、东西厂

朱棣以亲王起兵夺取帝位，这是违背封建宗法制度的传统的，因而他对臣下是否诽谤他，是不是忠心为他办事，一直是耿耿于怀，认为有必要加强特务统治。他除了恢复锦衣卫外，又在永乐十八年(1420)于北京东安门外设立东厂，由亲信太监掌管，皇帝直接指挥，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人们把这两个特务机构并称为厂卫。

提督东厂的太监由司礼监派出，下属称之为“厂公”或“督主”，下面还有掌刑千户和理刑百户各一员。东厂的隶役都是挑选锦衣卫里面最狡猾狠毒的家伙来充当，有役长（也叫挡头）若干人，率有“番子”数百人以至千余人，分赴各官府衙门和各地从事监视、侦探。

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又另设立一个特务机构叫西厂，由亲信太监汪直掌领。西厂的规模比东厂更大，其隶役比东厂多一倍，自京师至全国各地，无处不有，就是朱姓亲王也在其监视之中，其权势远远超出锦衣卫和东厂之上。

西厂特务倚仗权势，诬陷好人，无辜被害者不计其数。福建建宁卫指挥杨晔是杨荣的曾孙，与其父杨泰被仇家所告，父子双双逃入北京，藏在亲戚家里。当时西厂特务正苦于无孔可钻，得知杨晔父子的事情后，便向汪直汇报，诬告他们杀人后畏罪潜逃，携带金银巨万进京，准备贿赂当权者以求免罪。

汪直马上派人逮捕杨晔父子及其亲戚，严刑拷打。杨晔受不了酷刑，就妄说金银藏在其叔父、兵部主事杨士伟家。于是，又把杨士伟逮捕入狱。最后，杨晔受刑死于狱中，杨泰被处斩，其亲戚和杨士伟被谪戍。

汪直陷害了杨晔父子，又诬告朝臣受杨晔的贿赂。对这件事，宪宗虽没有大肆抓人，却从此更加信任汪直，赋予他先抓人后报告的权力，即使被捕的是朝廷官员，也是如此。

汪直的专权作恶，引起了内外官员的不满。有一个叫阿丑的太监，善于演戏，一天，他给宪宗表演，扮演一个酗酒的醉汉在发酒疯随便乱骂，有人对醉汉说：“某大官到了。”醉汉大骂如故；那个人又说：“皇帝驾到。”醉汉不理睬，还是破口大骂；停了一会儿，那人再说：“汪太监到。”醉汉忽然清醒，惊惶异常。

这时，旁边一人问醉汉：“为什么不怕皇帝，而怕汪太监？”回答说：“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皇帝。”

宪宗看了这出戏，明白阿丑是在讽喻汪直的专权，自此，对汪直就逐渐疏远。

另一个特务机构东厂，为了和西厂争权夺宠，也和汪直发生矛盾。东厂太监尚铭久受汪直控制，心中本已不服。一次，尚铭捕贼受重赏，事先没有告诉汪直。汪直大怒说：“尚铭属我指挥的，竟敢背着我独自擅功。”准备找岔子构陷他。

尚铭得知后又怕又恨，他先下手为强，暗中侦查汪直的一些阴私不法行为，偷偷报告宪宗。因而，宪宗对汪直就更加不信任，终于在成化十八年(1482)罢撤西厂，把汪直调到南京御马监。

西厂罢撤以后，一切侦缉事权又归于东厂，于是，尚铭便得势起来。他和汪直一样，罗织诬陷，残害无辜。京城中哪一家富有，他就给哪一家栽诬个罪名，借以索取重贿，并利用特权卖官鬻爵，无所不为。后来尚铭失势被抄家，其家财用车载了几天都没载完，可见他得势时搜刮的财物是何等之多。

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把持朝政，为了镇压百官，实行专政，他又恢复了西厂，而且设立一个内行厂，由刘瑾直接指挥。

内行厂凌驾于朝廷一切机构之上，连东厂、西厂都在它的监视之下，其镇压手段也特别残酷。

这样，内行厂、东厂、西厂连同锦衣卫就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特务网。朝廷内外的官府衙门、文武大臣、街坊百姓，都在这庞大的特务群的侦伺监视之中。

官员中谁反对刘瑾，立即被罗织个罪名，或是罢官，或是下狱，或是砍头。官员被谪，后面又有特务盯梢，随时都有被害死的危险。

太监王岳、范亨、徐智与外朝官员联合反对刘瑾，刘瑾就撮弄武宗把他们贬谪南京充军。三人上路后，刘瑾又派特务追杀王岳和范亨，打断了徐智的胳臂。

户部尚书韩文反对刘瑾，刘瑾派特务暗中侦查，找他的差错。恰好在交纳内库的银子里发现有假的，刘瑾就假借圣旨，责备韩文不能防奸，把他罢官。韩文登程归家，他又派特务在路上等候，企图半路加害。韩文有所觉察，不敢上驿道、住驿馆，骑骡宿野店而去才得免于难。

兵部主事王守仁触忤刘瑾，被打了五十大板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不放过他，又派特务在路上窥伺，想杀死他。王守仁只好在夜里假装投江自杀，留下绝命诗，并浮鞋子、帽子于水上，从而摆脱盯梢，保住了性命。

当时的官员即使罢职闲居，也都提心吊胆。如左副都御史杨一清被罢官家居，后来朝廷要起用他，派使者去宣调。使者刚到，他以为是特务找上门来，饱受了一场虚惊。

刘瑾凭借武宗的宠信，又利用东、西厂和内行厂这些特务机构打击镇压反对派，其权力达到为所欲为的地步。

正德三年(1508)六月，有一天早朝的时候在丹墀上发现一封匿名书，写的是刘瑾的种种罪状。刘瑾大怒，假借武宗的名义，罚朝官300余人跪于奉天门下，叫几个太监在一旁监视。时值盛夏，烈日当空，有十几个官员当场中暑昏倒。太阳下山后，他又把这几百个官员全部逮入诏狱，直到第二天特务侦查出写匿名书的是内朝的宦官，与外朝的大臣无关后，才把这些文武官员从监牢里放出来。几百个文武官员的生死予夺全操之刘瑾一手，真是“炙手可热势绝伦”。

东、西厂和内行厂的特务对老百姓同样是采取残酷迫害的手段，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诬陷的机会。江西南康县的几户百姓按当地的风俗习惯，在端午节竞渡龙舟，被以“擅造龙舟”的罪名杀头，家产没收。其理由是：龙系君王的象征，只有君王才能以龙饰物，老百姓造龙舟便是僭用。真是天大的冤枉！

三厂的特务遍布全国各处，如水银泻地，无隙不入，被冤死的官民数以万计。

在大肆罗织、搜捕无辜的同时，刘瑾又创立酷刑。他规定，犯人不论罪行轻重，都要先处杖刑，然后发配边疆永远充军，甚至戴枷发遣，而枷重达150斤，犯人戴上，用不了儿天就被折磨死了。

当时老百姓畏惧三厂隶役就像回避瘟神一样，只要见到衣饰华丽，操着京师口音，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就唯恐避之不及。衙门官吏，也必须暗中贿赂，极力讨好，方得安宁。

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杀，西厂和内行厂才被罢撤，而东厂保留如故。

天启年间(1621-1627)，魏忠贤阉党专政，东厂制造的祸害同样达到了极端惨重的地步。当时除了东厂拥有的千余个番子四处侦探外，京城里的流氓无赖为了诈取钱财，或报复私仇，也帮东厂侦查，探听得一件事情，就向东厂役长告密。

役长视其告发事件的大小，付给一定的钱，叫“买起数”或“买事件”。尔后，役长就率领众番子至所谓“犯家”，如狼似虎般地冲进去，把“犯人”抓起来当场审讯。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向“犯人”索取一笔钱财后就离去；倘若“犯人”拿不出钱来，或数量太少，不能饱其私囊，就抓起来严刑拷打，其残酷程度数倍于官庭上的刑罚。在审讯时，他们甚至授意被审人牵连有钱人，被牵连的人要贿赂到他们满意为止，稍不如意，马上投入监狱，这个人也就别想活着出来。

朝廷中各衙门都有东厂番子监视。三法司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拷讯重犯时，必须有番子在那里监审，叫“听记”，如果听记的番子未到，就不能开审。一天之中，各衙门发生了些什么事，某官员干了些什么勾当，在哪个城门抓到了什么奸细，都有人向东厂报告，这叫“打事件”。

东厂对于反对魏忠贤阉党的官民，镇压尤其残酷。许多反对阉党的官员，都是被东厂隶役诬陷，强加以某种罪名，然后逮捕交锦衣卫的北镇抚司审讯拷打，折磨至死。

老百姓对阉党的专政不满，在平时的聊天中，有时会发发牢骚，骂一两句魏忠贤。这话如果被番子探听到，立刻就会被抓去砍头，甚至惨遭剥皮、割舌头的酷刑。

锦衣卫和东西厂是明朝统治者施行特务政治的特别工具。它的出现，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专制的政治需要，同时又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它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明朝统治者的独裁自私、暴虐残酷。

如果说它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对巩固统一还多少起过一些作用的话，到后来则完全变成镇压人民、党同伐异、祸国殃民的工具，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极不得人心。

所以从明代历史的发展看，特务政治的客观效果，不是加强了国家的安定，而是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分裂，削弱了统治力量，使明政府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危机面前非但不能团结一致，反而彼此倾轧、互相拆台，终于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