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界有“海内三宝，潘有其二”说法，潘家这么厉害吗？

在中国文物界，向来有“海内三宝，潘有其二”的说法。

所谓“海内三宝”，指的是清朝末年所发掘的三尊青铜器：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

毛公鼎是“海内三宝”中第一个被发掘出来的。1843年的一天，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一个叫董春生的农民，在自家地里干活时，挖掘出了毛公鼎。

毛公鼎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公斤，铸造于西周晚期，由周宣王的叔父毛公铸造，因而得名。毛公鼎出土后，在民间流传，后落入两江总督端方手里。端方死后，家道中落，毛公鼎被端方后人押卖出去，为广东书画家叶恭绰收藏。抗战时期，叶家出于生计考虑，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富商陈永仁将毛公鼎赎买出来，捐献给南京中央博物馆，后流落到台湾，被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

大盂鼎是“海内三宝”中第二个被发掘出来的，于1849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礼村。它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西周时期，由周康王时期一个叫盂的大臣铸造，因而得名。

大盂鼎出土后，先后在岐山县京当乡地主董天有，岐山富豪宋兑成，岐山县令周庚盛手中流传。周庚盛将大盂鼎卖给西安一个古董商。宋兑成的儿子宋金鉴进京做官时，到琉璃厂一带转悠，无意发现刚刚从西安运来的了大盂鼎，如获至宝，花费3000两银子买下。宋金鉴病逝后，家里人将大盂鼎卖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保恒知道左宗棠酷爱文玩，把大盂鼎转送给他。

左宗棠忙于西北兵事，无暇研究文物，转念一想后，将大盂鼎送给自己的救命恩人潘祖荫。潘祖荫考取过咸丰壬子科探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在钟鼎文字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潘祖荫获得大盂鼎后，对鼎身上的铭文进行了研究，弄清楚了铸造原因，命名为“大盂鼎”。

大克鼎是“海内三宝”中最后被发掘出来的，于1890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窖藏，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铸造于西周中期，由一名叫克的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因而得名。

大克鼎出土后，流入文物市场，辗转来到天津，为金石收藏家、翰林院编修柯劭忞获得。潘祖荫与柯劭忞关系很好，几次上门拜求，终于耗费重金购得。

就这样，“海内三宝”中的两宝，都被潘祖荫获得。“海内三宝，潘有其二”说法不胫而走。

潘祖荫出身苏州名门望族潘氏。清朝时期，苏州潘氏门第显赫，科考兴旺，产生了众多的状元、探花、翰林，进士和举人不胜枚举，被誉为“天下无第二家”，苏州民间称之为“贵潘”。潘祖荫的祖父，是乾隆癸丑科状元、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潘祖荫的叔祖潘世璜，是乾隆乙卯恩科探花。潘祖荫本人官运亨通，官至军机大臣、刑部尚书、礼部尚书等。

然而，正应了那句老话“物极必反，盛极则衰”，潘祖荫得到了大盂鼎、大克鼎后不久，因病去世。潘祖荫病逝后，家里再也没有人在朝廷里做官，原来兴旺繁荣的家族，逐渐凋零起来。潘祖荫等人辛辛苦苦收集的各种珍贵文物，也受到了盗贼的“惦记”。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潘祖荫的弟弟潘祖年将包括大盂鼎、大克鼎在内的文物与潘祖荫的灵柩一起装船，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回苏州老家。由于文物太多，潘祖年一共装了4船，才全部运走。

对于这些珍藏文物，潘祖年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他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不允许将藏品借给外人。两江总督端方得到“海内三宝”中的毛公鼎后，挖空心思来打大盂鼎、大克鼎的主意，要求重金购买，或借观数日。潘祖年一点面子都不给他，一口拒绝。

1925年，潘祖年病逝，看守藏品的任务交给了潘祖年继孙潘承镜的媳妇潘达于。潘达于没有文化，又没有能力整理、清点藏品，只好用一把大锁，将藏品锁在深宅大院里，与世隔绝。

1949年，新中国成立。潘达于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决定将大盂鼎、大克鼎献给国家。1951年，潘达于致信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为了表彰潘达于的义举，文化部特颁褒奖状：“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此外，还奖励了2000万元（2000元）奖金。潘达于收下奖状，珍藏于卧室，这笔奖金却没要，后来献给了抗美援朝。

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大盂鼎、大克鼎闪亮登场，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开馆。上海博物馆将大盂鼎等125件馆藏文物作为支援，大盂鼎就成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