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众多的铭文记录中，“伯”的出现频率极高，大量贵族都以“伯”为称呼，如此泛称似乎也体现不出“伯”作为“五等爵制”中的一个中高级爵位应有的地位。
“伯”的地位有时候很低，例如著名的宜侯夨簋铭文中说，周王赏赐宜侯夨“在宜王人十又七生”以及“奠七伯”，就是在赐予宜侯夨宜地从属于王室的家族17个以及郑地的7个“伯”，由此观之，“奠七伯”就算地位不低于“在宜王人”，也地位相若，以至于天子可以将其赏赐给新建的诸侯。
“伯”有时候地位又很高，例如上文中毛伯班可以被任命为“作四方亟”的公，又如青铜器永盂的铭文中，重臣益公将天子的命令交给“井伯、荣伯、尹氏、師俗父、遣仲”五位大臣执行，可见井伯、荣伯等人应当是王朝内部地位仅次于益公的重要臣僚。
柞伯鼎，西周晚期青铜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一些铭文中，“伯”甚至能指挥在“五等爵”体系中地位更高的“侯”，如柞伯鼎铭文中说：
隹四月既死魄，虢仲令柞伯曰：“才乃圣祖周公繇有功于周邦。用昏无殳，广伐南国。今汝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既围城，令蔡侯告征虢仲、遣氏……
铭文中，虢仲为王朝太师，应该是“公”，他直接命令了身为“伯”的柞伯，柞伯在作战中率领了身为“侯”的蔡侯，并且指派其通报消息，其地位应该远高于蔡侯。
这种飘忽的地位让我们无所适从，但是假如我们不将“伯爵”看成一级爵位的话，问题将迎刃而解。在中国古代，“伯”常常作为行辈出现，即家中排行为“伯、仲、叔、季”，“伯”为长子。按照周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家中的长子“伯”就自然会成为宗族的宗子，因此，“某伯”实际上就是某族族长的代称。宗族之间地位不同，有的宗族兴旺发达，在朝廷内影响甚大，因此“某伯”的政治地位就高，有的宗族势小力弱，因此“某伯”的地位自然低贱。
在卯簋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
隹王十一月既生霸丁亥，荣季入右卯，立中庭，荣伯乎令卯……
在这篇铭文中，荣氏宗族的族长就是荣伯，而荣季则多半是他的弟弟，荣季虽是荣伯的亲族，却因为没有继承权而降为荣伯的臣属，综合来看，这篇铭文正说明荣伯的“伯”为行辈，而非爵位。
与“伯”相类似的则是“子”爵，在金文中称“子”的贵族为数不少，但是细细考察，可以发现“子爵”多居住于三门峡以东的王朝东方地区，即原殷商王朝的统治核心地区。而在殷商，“子”则是王朝身份最为显赫的贵族，如商王的亲属们被称为“多子”，子画、子渔、子央等贵族都常伴商王左右，按照甲骨文中的记录，“子某”应当是“某族”的族长，与“伯”相类。
在《清华简·系年》中曾经说“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录子圣”，此记录与太保鼎铭文对读，可知录子圣应当就是传统文献中纣王之子武庚的称呼，武庚曾被周武王复立为殷商之主，可见“录子”远非低下的爵位。
在清代道光年间，山东省新泰曾发掘出一批青铜器，均属于名为“每刃”的杞国君主，其中两件青铜器对解决“伯爵”“子爵”问题颇有帮助，一件青铜簋铭文为：
杞伯每刃作邾曹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另一件青铜鼎铭文为：
杞子每刃作鼎，其万年宝。
这两件青铜器的作器者无疑正是杞国君主每刃，而每刃自称为“伯”的同时还自称为“子”，表明这两个“爵位”本就是一回事。可以推测，杞国位于山东半岛，正处于广义的殷商文化的笼罩之下，在殷商过后，身为夏王朝遗族的杞国又得到了周王朝的礼遇，因此，这个国家的君主采用了商周两族的礼制，因此将“伯”和“子”混用，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可见，“伯”和“子”都不是爵位，而是对宗族族长的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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