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以为周穆王的梦想只是当个旅行家、探索世界那么简单，那就他想要创下千秋功业，当个盛世明君。从春秋时人的推崇，将他与商汤、周武功业并列来看，周穆王确实以实际行动成就了雄主美名。传闻就在他遨游在外、流连忘返时，东南方的徐偃王造反，对成周造成巨大威胁，幸有造父驾驭千里马，穆天子得以“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
徐偃王为徐国国君，据说是辅佐大禹治水有功的伯益后代。徐偃王生来就注定不凡。据晋张华《博物志》引述的《徐偃王志》载，徐偃王的生母是徐国宫女，一日，该宫女产下一枚蛋，徐国国君认为很不吉利，就命人将蛋扔到河边，恰巧被一只名为“鹄苍”的神犬捡了起来，带回了家。“鹄苍”主人是一名独孤老妇，见此情形很是诧异，在她精心照料下，从蛋里孵化出一名仰面躺着的男婴，取名为“偃”，徐国国君听此奇闻后，决定收养这个男孩，小孩渐渐长大，既仁义又聪明，成为国君后，江淮一带的小诸侯国纷纷屈服于他，徐国实力大为增强。
徐偃王的身世传闻看似无稽之谈，但这种卵生神话却广泛流传于东夷民族之中，反映的是其背后的鸟崇拜心理。
早在西周初建时，活跃在鲁东南的徐国就是兴兵反周的中坚力量、东夷集团的主力军。周公东征后，徐国时服时叛，经常与鲁国发生摩擦，以致后者一度封锁东郊交通。在与鲁国几次较量失败后，徐国向南逃遁，迁到今皖东北、苏西北的淮河两岸一带定居，不时挑起战争。到徐偃王时，他联合周边诸侯国对周发动了一次强势攻击，从淮河一直打到黄河边上，深入核心区域，威胁东都洛邑。有多篇青铜器铭文记录了双方的交锋，首都博物馆藏班簋即是“物证”。
说来，班簋的发现同《穆天子书》一样，纯属意外。1966年后，北京地区大量古旧图书、文物古董成了“破四旧”的对象，有的被当场焚毁，有的被送往废品站、造纸厂和炼铜厂。为了抢救和保护文物，北京市文物工作者组成古书文物清理小组，每天在废品堆里寻宝。1972年6月的一天，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呼玉衡、华义武师徒早早就来到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有色金属供应站，华义武后来回忆，他们从早上9点钟开始拣选，到中午12点多钟，从废铜堆中发现了三块铜器残片，一块是器壁，一块是带有铭文的器底，还有一块是器足。这可不得了，二人将搜寻到的碎片打包好，带回办公处请青铜器专家程长新先生鉴定，程先生仔细察看纹饰和铭文后，初步认定当是一件西周时期的有铭铜器，于是大家又返回废铜堆里仔细翻找，终于又找到器物的口部、腹部、耳部等残片。经过认真对接、辨认铭文，最终确定这件文物就是清宫旧藏班簋，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流散出宫，“大隐”于民间，直到被再次发现。
尽管班簋器身毁坏过半，仅残留口部、腹部、器耳等，但器底铭文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铭文大意为：八月初的甲戌这天，周王在宗周册命毛伯接任虢城公的职位，担任王朝执政大臣，以“毛公”身份护卫王位，作天下的表率，同时掌管繁、蜀、巢三个方国，并给予毛公赏赐。册命完毕后，周王命令毛公率领封君及其部族等人征伐东方“戎”，同时指派吴伯率领其军队从左方辅助毛公，又命吕伯率军作右方辅助，并命令毛班：“率领你的族人跟随毛父出征，出城之后负责保卫毛公的人身安全。”三年之后，毛公平定叛乱，班师回朝，向上天祭告其事：东国之民不明白上天的旨意，所以灭亡了。因此只有敬重德行才能无所违失。毛班为颂扬其父功德，做此簋，“子子孙孙世其永宝”，希望子孙世代珍爱它。
周王如此兴师动众，对手“戎”究竟是谁？不少学者认为，伐戎即伐徐偃王。周穆王征徐的战役，历时3年，可见战争规模不小，除毛公、吕伯、吴伯等参与其中外，周穆王还命令伯雍父率师戍守在古师（今河南太康县南），以道（今河南汝南附近）和胡（今安徽阜阳附近）两个小国为前哨，伯雍父来往于此三地。其实周人早在淮域边界设有防御性据点，防范淮夷攻击。饶是如此，淮夷还是突破防线，“敢伐内国”。在伯雍父抵御淮夷战斗中，最为关键的一次战役是簋所载（即伯雍父）率领成周军队追击淮夷，在棫林（今河南叶县东）与戎激战，大获全胜，俘敌100，缴获兵器135件，救回被戎所俘西周百姓114人，整个战争过程中，毫发未损。淮夷的这次入侵虽以失败告终，然而淮夷能够做出跨越边界深入的行动，实力不容小觑。
传统文献说徐偃王挑起战争，而后英明神武的周穆王凭一己之力轻易打败，金文显示的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结果最终一样——徐偃王惨败，但过程肯定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和艰难。经此一役后，东西南北四方局势大体稳定，周穆王效仿前贤，大会诸侯于涂山，向天下昭告周天子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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