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人们以吸食鸦片为时髦，左宗棠、曾国藩却对鸦片深恶痛绝

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鸦片已经在民间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许多达官贵人都认为吸食鸦片是一件很时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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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第五代庄亲王绵课最小的儿子叫奕寅。奕寅承袭了庄亲王爵位后，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经常偷偷离开王府前往京城东郊的灵官庙内吸食鸦片，被道光皇帝发现后，弄丢了庄亲王爵位。道光皇帝见亲王这种级别的皇族成员都在吸食鸦片，痛下决心，要严厉惩处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的行为，并召见了林则徐，派他到广东开展禁烟行动。

然而，两次鸦片战争打响以后，鸦片不但没有在中国消失，反而流传更广，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达官贵人的带动下，民间纷纷吸食鸦片。由于许多家庭承担不起吸食鸦片的费用，逐渐陷入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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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们以吸食鸦片为时髦的社会大环境下，也有一批有识之士，对鸦片深恶痛绝，避而远之。他们还一再告诫子女，万万不可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

比如晚清名臣左宗棠。

左宗棠曾经给长子左孝威写了一封信：“数年来，军事倥偬，未暇教尔。吾过宁津时，无意中见两张姓……均云是尔同年，在都时曾为尔代购人参者。吾观其鸦片瘾甚大……尔已长大，尔所学所志如此，吾无望矣。”左宗棠告诫左孝威，不要像两个同年那样吸食鸦片，否则他就没有什么指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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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封信里，左宗棠警告儿子们，不要与那些吃喝嫖赌、吸食鸦片的“下流胚子”交往：“至子弟好交结狐朋逸友，今日戏场，明日酒馆，甚至嫖赌、鸦片无事不为，是为下流坯子！”

曾国藩也是如此。曾国藩多年担任封疆大吏，俸禄丰厚，吸食鸦片不存在较大的经济压力。但是，曾国藩从不吸食鸦片。他早年曾经抽过一段时间的水烟，当翰林时才戒掉。他在日记里记载戒烟的痛苦：“自戒烟以来，心神彷惶，几若无言。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诺有济哉。”好在曾国藩以极大的毅力和决心，终于戒掉了烟瘾，终生不再抽水烟。

曾国藩对子女要求严格，要求他们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习俗。他当了两江总督后，只给子女们很少的零用钱。这点钱，自然无法拿去吸食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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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给家人选择婚姻对象时，明确要求对方不能有吸食鸦片的恶习。1844年，有人给曾国荃牵线搭桥一门婚事。曾国藩听说后，给家里人写了一封家书：“贤弟婚事，我不敢做主，但亲家为人如何？亦须向汪三处查明。若吸鸦片烟，则万不可对。若无此事，则听堂上各大人与弟自主之可也。”

在曾国藩看来，这门亲事最关键的地方，是对方有没有吸食鸦片？因此，一定要提前找汪三（估计是媒人）查清楚。如果对方不吸鸦片，那么他就没有什么意见，家里父母和弟弟曾国荃可以自作主张。

李鸿章洁身自好，从不抽食鸦片，对家人也管束极严，甚至痛斥抽吸鸦片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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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李鸿章创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请来了一名洋文正教习叫严复。严复是福建侯官县人，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又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深造。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时间长达10年，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可是，严复也有抽食鸦片的恶习。黄克武教授《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记载：“我们很难想象这一位翻译大师一方面以典雅的文言文翻译《天演论》，鼓励国人发愤图强，而另一方面躺在床上吸食鸦片的情景。”更严重的是，严复不但吸食鸦片，偶尔还因为失眠注射吗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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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吸食鸦片时，被李鸿章发现了。李鸿章以恨铁不成钢的语气，狠狠地责骂了严复一通：“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

严复其实知道吸食鸦片的危害性，也在努力戒烟。然而，戒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19年，严复在去世的头一年，才在北京协和医院一名甘医师的协助下，真正戒掉了鸦片之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