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津津乐道的“东富西贵”，是怎么形成的？

在清朝，特别是清朝末期，京城流传着“东富西贵”的说法。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东”，指的是东城；这里的“西”，指的是西城。清朝时期，东城是崇文门外的一大片地区，是富商巨贾居住的地方；西城是宣武门外的一大片地区，是达官贵人居住的地方。

清末民初的史学家夏仁虎在《旧京琐记》卷八中记载：“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夏仁虎是江苏南京人，以拔贡的身份步入仕途，在刑部、商部、邮传部当过多年的小京官，非常熟悉京城的人文习俗、风情掌故。他回忆清朝时期，如果不是有赏赐府邸或者入值军机处、内阁的汉人官员，大多数居住在外城的宣武门外面。有钱人家则大多数居住在外城的崇文门外面。由此一来，有了“东富西贵”的说法。

“东富西贵”是怎么形成的？

先来看“东富”。“东富”形成的原因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指在崇文门外面住了许多六部的书吏。《清稗类钞·胥役类》记载：“司官欲检一案，每以属书吏，必援例，必检例案。而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手，末从得一纸。书吏皆世业，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辄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都中有‘东富西贵’之谚，盖若辈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恒多华宅……”

这是说，六部书吏虽然地位不高，权力不重，却非常熟悉业务，通过索贿获得大量不义之财，生活上非常奢靡豪华，在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修建了许多豪宅。

另一种说法，则是指崇文门外有许多商人。清朝时期，崇文门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的货物都会汇集于此。朝廷在崇文门设立了税关，向官商人等征收商税。为了方便征税，清朝将内城9道城门的征税权力，统一归于崇文门：“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

长此以往，崇文门外变得繁华热闹起来，许多从事经商的富商巨贾，纷纷在这里置业、居家。

光绪年间，京城最大的“四大恒钱庄”：恒和钱庄、恒利钱庄、恒源钱庄、恒兴钱庄均在东城一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一度是富可敌城的富翁，住在崇文门外。曹寅获罪后，京城、江苏两地的家产、人口被雍正皇帝赏赐给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隋赫德见曹家困厄，出于怜悯，将“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奴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再来看“西贵”。

清朝时，五府六部、七司三院都位于正阳门以内。在五府六部、七司三院供职的京官，大多数在离正阳门不远的宣武门外居住，方便上班。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后，步入仕途，当了17年京官。17年间，曾国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租房子居住，租房子的地方大多位于宣武门外。按照曾国藩的个性，他也绝不会把房子租在崇文门外，与一帮富商巨贾当邻居。

1880年，左宗棠进京担任军机大臣之前，曾经拿出2000两银子，委托好友徐小云在京城给他买一座房屋，希望与京官们住在一块。徐小云没有买屋，而是在上斜街租了一座宅院，让他进京后暂时居住。上斜街位于宣武门以南，正是京官云集的地方。年羹尧、查慎行、龚自珍等历史名人都曾经住在这里。

外省官员进京办事、学子进京赶考，也喜欢住在宣武门外。宣武门外有许多明朝官员遗留下来的宅院，干净整洁，费用便宜，可租给官员、学子居住。如果学子囊中羞涩，还可以住在湖广会馆、山西会馆、番禺会馆、河南会馆等会馆场所。

谭嗣同父亲谭继洵在京城当一名京官，住在宣武门外的烂缦胡同。1865年，谭嗣同出生于烂缦胡同。后来，谭嗣同进京参加戊戌变法时，住在浏阳会馆，在这里写下大量诗文、信札。现在，浏阳会馆已变成谭嗣同故居。

尤为难得的是，宣武门外地广人稀，风景秀丽，还有陶然亭、延寿寺等人文历史景观，是难得的世外桃源。

达官贵人爱好风雅，当然很愿意居住在宣武门外一带，以便随时与三五好友，流连忘返于山水之间，吟诗作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