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将曾国藩升为体仁阁大学士，他为什么感到惭愧？

1867年五月初九，清廷将曾国藩升为体仁阁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之任。当清廷任命通过廷寄的方式到达南京时，已是五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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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了一天的生活、工作时，提到了这件事：“接奉廷寄，知已晋官大学士。正值军事棘手，大旱成灾，而反晋端揆，适以重余之不德耳。”

自从1860年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后，曾国藩得到了清廷的重用，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官职频繁升迁。

1861年，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奉旨督办江苏、安徽、浙江、江西4省军务，4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浙江本来属于闽浙总督管辖，现在也归于曾国藩管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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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初，曾国藩被升任为协办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是内阁大学士的副职，品级比大学士稍低，为从一品。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品级为正二品。现在有了协办大学士的官职，品级就相应升为从一品。

曾国藩、曾国荃率部攻陷南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又得到清廷的重赏。曾国藩被封为太子太保、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在所有参与平定太平天国的功臣中，曾国藩所封爵位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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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曾国藩再次被清廷提拔为体仁阁大学士，官居正一品，正式列入宰相（清朝不设宰相，内阁大学士被视为宰相）之列。古人所说的“拜相封侯”，曾国藩全部实现了，步入人生巅峰。

可是，我们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志得意满、功成名就的感觉，而是感到一种惭愧，惶恐不安。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两点原因。一是军事棘手，二是大旱成灾。

曾国藩所称的“军事棘手”，是指清廷在平定捻军一事上，屡遭挫败。

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后，兴起于华北地区的捻军成为清廷的心腹之患。捻军以骑兵为长，拥有极强的机动作战能力，纵横驰骋于山西、山东、陕西、直隶等省，流动作战，来去无踪，给了清军沉重的打击，还击毙了清廷寄予厚望的僧格林沁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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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曾国藩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山东剿捻，采用“重点防务、坚壁清野、画河圈围”等对策，都失败了。清廷见此情况，派遣李鸿章代替他剿捻，让他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联手围攻捻军，也没有收到显著成效。

在曾国藩看来，自己在平定捻军一事上遭到失败，极为遗憾。

曾国藩所称的“大旱成灾”，是那几年两江地区经常发生旱灾，好几个月滴雨不下。众所周知，江南地区地势平坦，河湖交织，沃野千里，农业生产条件良好，自古以来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可是，如果老天爷不赏饭吃，隔三差五来一场旱灾，鱼米之乡也会发生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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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江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曾国藩没有闲着。1866年夏天，当两江地区又发生旱灾后，曾国藩率领地方官员，来到位于南京狮子山的龙神寺求雨。过了几天，果然下了一场大雨，让当地的旱情得到极大缓解。有了这场雨，当地老百姓及时补种了晚稻，减少了损失。

1867年，江南地区又发生旱灾后，曾国藩向别人请教求雨之法：“李雨亭言求雨之法：亲笔书南方朱雀之神、风云雷雨之神两牌位，黄纸朱书;又亲笔书祈雨文，迎神于大堂，三跪九叩，旋即迎于净室，屏去从人，亲自读文，两跪六叩。每日早饭两次独自拈香行礼，余仍照常办公。”

曾国藩还写了一篇《丁卯四月求降雨告辞》：“自客岁之仲秋，历冬春而孟夏。阅八月而不雨，嗟群生之凋谢。哀江南之黎庶，因兵燹以十霜。邑何民而不莩，野何土而不荒。为斯命而请命,冀岁事之无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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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管是旱灾还是涝灾，都属于自然灾害，与曾国藩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按照当时人们的观点，所有自然灾害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对主政官员的惩罚。一定是主政官员德行有亏，或者办事不当，老天爷才通过这种自然灾害，来表示自己的震怒。曾国藩是两江总督，是两江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两江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不正是因为他德行有亏，或者办事不当？

所以，曾国藩认为两江地区发生旱灾，是对自己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不应该晋升为体仁阁大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