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革命历史电视剧《大决战》有着很高的收视率,但也存在不少细节上的硬伤。
在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后,东北“剿总”司令官卫立煌与副司令官杜聿明有过一番争执。
卫立煌说:“我就不希望看到锦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属回到沈阳。锦沈大战,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是输在人祸,是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产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杜聿明回答:“卫老总,你说得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接下来,杜聿明“巴拉巴拉”一大通,指责卫立煌消极怠战、不肯使出全力,导致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打败。杜聿明这番话有没有道理,我们姑且不论,单就他这番话的态度,就失去了一个国军高级将领在上司面前起码的风度。一个国军高级将领怎么可能在上司面前怒气冲冲地直呼其名呢?
在古代,一个男子往往有姓有名,还有字。比如唐朝大诗人李白,是姓李名白,字太白;宋朝文豪苏轼,是姓苏名轼,字子瞻;清朝名将左宗棠,是姓左名宗棠,字季高……就卫立煌而言,是姓卫名立煌,字俊如。
古人在称呼一个人时,除非是父母称呼儿女,平辈之间一般都是使用对方的字,而非名,以表示尊重。就算两个人的关系不好,甚至有仇,都不会直呼其名。直呼其名既不尊重对方,也会让自己显得没有教养。
举一个例子,晚清时期,左宗棠和李鸿章反目成仇,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但他们不管是相互之间通信,还是在与别人的通信里提到对方时,都不会直呼其名说成“左宗棠”或“李鸿章”,而是称呼“左季高”“季高”或“李少荃(李鸿章号少荃)”“少荃”等。
卫立煌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897年;杜聿明是陕西米脂人,生于1907年。卫立煌比杜聿明大了足足10岁,几乎算是上一辈的人了。杜聿明连与卫立煌平起平坐,称之为“俊如”或“俊如兄”的资格都没有,更何况直呼其名?
卫立煌在国军中资格极老,早在1913年就参加了“二次革命”,在1917年9月当上了广州护法军政府的海陆军大元帅(当时蒋委员长也仅仅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杜聿明则是在1924年才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黄埔军校的名气很大,可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如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人,在整个国军系统里资历算是比较晚了,属于后起之秀。杜聿明一个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在卫立煌面前只能自称晚辈、晚生,敢直呼其名?
辽沈战役爆发时,卫立煌担任东北“剿总”司令官,总揽东北大权,军衔是陆军二级上将。杜聿明是东北“剿总”副司令官,协助卫立煌开展工作,军衔是陆军中将。卫立煌在官职和军衔两方面,都压杜聿明一头。杜聿明直接称呼“卫立煌”,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失礼,而是大逆不道了。
国军是一个等级森严、很讲究上下尊卑的系统。卫立煌和杜聿明在一起时,卫立煌为了表示亲切、拉拢、尊重的意思,可以尊称杜聿明为“光亭兄”;杜聿明则不能反过来也称“俊如兄”,㭉尊重官职为“卫总”“卫老总”,要么尊重为“俊公”。简而言之,杜聿明没有与卫立煌称兄道弟的资格。
在电视剧《大决战》里,杜聿明给卫立煌打电话时说:“卫老总,如果宜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地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杜聿明口中的“宜生”,指的是华北“剿总”司令官傅作义。傅作义,字宜生。在这里,杜聿明称呼卫立煌为“卫老总”,很正确;但是称呼傅作义为“宜生”,又错了。
傅作义在1911年参加过辛亥革命,资历比卫立煌还老,加陆军上将的时间比卫立煌早一年。在傅作义面前,卫立煌都不敢装大,都要尊称一声“宜生兄”,杜聿明大喇喇地叫傅作义“宜生”,就不怕卫立煌笑话?
电视剧《大决战》在国军高级将领彼此之间的称呼上犯了不少错误,说明导演、编剧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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