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在元朝对全国的统治结束，汉人的大一统王朝明朝建立。在元顺帝偏安一隅，思念中原的繁华时，可能连他都没有想到，当年在他治下的汉人竟然有很多为蒙元自杀。
元末明初，这样的人还不算少。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是汉人，不仅包括元代仅用于指称北中国汉语人群的“汉人”，也包括南部中国说汉语的人们在内。在这些“元遗民”中，表现刚烈的人物并不难找。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或许就是郑玉。
郑玉是“南人”，属于通常被视为具有“民族压迫”色彩的元朝“四等人”制之中的最末一等。因为在儒士圈子里有一点名气，元朝曾“授以隆赐，命之显秩”，但他固辞不出，因此从没做过元朝的官。朱元璋的部下想录用他。郑玉自称已“荷国厚恩”，不能再辜负元朝，随后便自缢而死。另一个叫王翰的元朝二品高官，居官廉洁爱民，元亡后在山中藏身十年之久，最终还是被明太祖寻获，让他出来供职。他便把儿子托付好友，然后以自裁明志。
也有一些人的命运比郑玉、王翰好。“元遗民”里最著名的三个人，杨维桢、沈梦麟和藤克恭，被明人合称为“国初三遗老”。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当时南国诗坛领袖杨维桢。他可以赴金陵帮建国不久的明政府修定礼法，但绝口不提作官的事。他曾写过一首诗《老客妇谣》，以一个客居异乡的老妇不愿再嫁自况，曲折地表明自己不想入仕的心迹。
作为最底层的汉人，为何会做蒙元的“遗民”?归根结蒂还是和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有关，元朝在全国统治虽然不足百年，但正统性已经被士人普遍接受，臣子守君臣大义，不做两朝人臣是他们的底线，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汉人不愿在明朝做官甚至自杀。但可悲的是，元顺帝逃亡时，只带走了他的蒙古同胞，所以死节的大官不多，反而是中下层死节的汉人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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