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626年7月2日），李渊决定次日询问二人。李建成得知情况，决定先入皇宫，和李世民对质。在宫城北门玄武门执行禁卫总领常何本是太子亲信，却被李世民策反。六月四日（庚申），秦王亲自带100多人埋伏在玄武门内。李建成和李元吉一同入朝，待走到临湖殿，发觉不对头，急忙拔马往回跑。李世民带领伏兵从后面喊杀而来。李元吉情急之下向李世民连射三箭，无一射中。李世民一箭就射死李建成，尉迟恭也射死李元吉。东宫的部将得到消息前来报仇，和秦王的部队在玄武门外发生激烈战斗，尉迟敬德将二人的头割下示众，李建成的兵马才不得已散去。

　　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城宫城北门玄武门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随后，李渊诏立世民为皇太子，下令军国庶事无论大小悉听皇太子处置。不久之后李世民即位，年号贞观。

　　关于“玄武门之变”，有人说是秦王李世民被逼无奈，不得不奋起反抗，可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呢？

　　在一些史籍中，对太子建成的记载，多是荒淫无耻，碌碌无为之人，且是对李世民多次无理攻击，李世民是因为处处受迫害，迫不得已才后发制人，发动政变的。

　　李渊诸子中，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当然应该以他为嗣君。高祖即位之初，也的确是立李建成为太子，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李建成既然立为太子，如果不发生意外，可以顺利继承皇位的，没有李世民的咄咄逼人，李建成不会发动政变的。问题是，在太原起兵以后，统一全国的一系列战争中，李世民的功业远远超过了李建成，且李世民本人又气度不凡，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不甘心，也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秦王，必然企图登上权利的顶峰。因此，玄武门之变应该是李世民采取主动，要负主要责任的。

　　历史是按照胜利者的利益编纂的，玄武门之变的最后胜利者是李世民，所以房玄龄等人“删略国史”，编纂《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时“语多微文”（《贞观政要》），而后世的不少史书均取材于这两部《实录》与国史，因此，史书的记载有很多不实之处，漏洞百出。

　　以司马光如此严谨的的史官，虽然发现《实录》有歪曲史实的地方，亦有很多上当的地方。据《通鉴》记载：上（李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做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上面这段引文非常不合情理，伪造之处不少。

　　首先，“晋阳起兵，皆秦王之谋”的说法就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李渊留守太原，具有起兵的良好军事基础，早有起兵的想法，原不待世民的一再苦劝。晋阳刘文静早就发现李渊“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刘文静传》），崔善为是楼烦司户书佐，“以隋政倾颓，乃密劝进”，李渊“深纳之”（《旧唐书》，《崔善为传》）。由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诛杀兄弟，逼父退位，不合法地登上帝位，为了替他的夺权进行辩护，史臣所修的《国史》和武德，贞观二朝的《实录》，就尽量贬低李渊在起兵中的贡献，把起兵的首功过多的归于李世民。两《唐书》和《通鉴》因袭了这种歪曲，故多失实之处。

　　其次，既然起兵之事不是李世民首谋，李渊在起兵之初，成败毫无把握的时候就预许立李世民为太子也是完全不近情理的。尤其是李世民平定全国的功业在当时还毫无踪影，李渊怎么可能抛弃立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先许了李世民呢？由太原南下，西渡黄河，攻打长安的一系列战争中，李建成与李世民常常是并肩战斗，一起向李渊献策，即使李世民的功业稍稍超过李建成，亦相差无几，李渊完全没有必要违反立嫡长子的传统，立次子为太子，自乱其步。况且，当时唐朝新建，李渊父子面临着全国林立的武装势力，在严重的战争面前成败未卜，根本没有可能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仔细斟酌。义宁元年十一月李渊进封唐王，立即以陇西公李建成为唐国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次年，李渊即位，立即于六月“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旧唐书》）。由此可见，最初李渊是按照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立李建成为太子的。

　　至于“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太子。上将立之。”亦不可信。请立李世民为太子的将佐是谁？史无记载。如果真有这样的将佐，一定会在日后受到李世民的殊赏，其事绩必然在两《唐书》中大书特书，然而遍查个传，却无一人涉及此事。可见将佐请立李世民的事亦属子虚乌有。

　　而对李建成，李元吉的记录也有失实的地方。李建成的才干可能不如李世民，但他曾与李世民一起向李渊提出过一些正确的建议，共同建立过不少战功，而且幕下网罗了魏征等一批日后的名臣，绝不是单纯的酒色之徒。李元吉其人的确有不少严重的缺点，但亦“力敌十夫”（《隋唐嘉话》），在军事上也不完全是无能之辈。

　　史籍上一再夸大李建成与李元吉的缺点，杜撰李渊企图立李世民为太子，而李世民一再表示辞谢的目的，就是意在掩盖李世民发动政变，夺取皇位继承权的不合法性，不道德性。

　　关于这次政治斗争李世民处于主动，负主要责任的情况，还可以找到其他很多证据。武德四年，李世民攻下洛阳后，杜淹本来是要“委质于隐太子”的，而当时封德彝典选，知道杜淹是个人才，“以告房玄龄，恐隐太子得之，长其奸计”，“于是邃启”李世民，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旧唐书》）可见那时李世民就已经与李建成展开了争夺人才的斗争。李世民以秦王的身份网罗了这么多学士，而且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俨然是一派君臣气氛，如果不是为了夺取帝位，有必要这么干吗？

　　可见，李世民主动发难是蓄谋已久的，并不象史料中记载的那样，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受迫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