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名次，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王勃（650--676作诗能突破当时文坛的宫体诗束缚，风格较为清新明朗。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扫前人送别伤离的低沉格调，历来为人们传诵。亦长于骈文，代表作《滕王阁序》，在唐代就已家喻户晓。学术着作亦丰，除《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平台秘略论赞》等篇被收入《文苑英华》外，余皆散佚。
杨炯（650--693？）作诗擅长五律，叙写边塞生活的诗作尤为突出，如《战城南》、《从军行》等篇都气势轩昂、风格豪健。其他题材的却未能尽脱绮艳文风。散文多赋、序、表、志等，今存50篇。在所作《王勃集序》中，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风的理论和实践，给予了较高评价。"四杰"中，他的诗数量最少，成就也略小些。
卢照邻（约636--695后）作有《五悲文》。有诗名，其诗以七言歌行体为佳。作品辞彩富艳，内容广阔，意境清迥，以韵胜。代表作《长安古意》，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和内部斗争，在初唐长篇歌行中成就突出。
骆宾王（约626--684）名作《帝京篇》，内容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相近，但篇幅更长、铺排更甚，当时被称为绝唱。又精于五言诗。五律《在狱咏蝉》，《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即《讨武后檄文》）。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如：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着有《王子安集》
杨炯《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在狱咏蝉》另有着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从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四颗光辉闪耀的新星------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
诚然，四杰的诗歌还有“遣词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的缺点，但是他们在诗歌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正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所说的那样：“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关于初唐四杰的成就很多人的说法不一，但是其中还是以王勃以及骆宾王两个的成就最大，不过指的是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两人在文学上的成就很难做一个评判，并且四个人对于初唐的文学方面的影响更加的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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