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李世民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唐太宗不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妥当,政策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古往今来,我们回看历史,哪一位帝王登上王位,身后不是白骨堆积,帝王之位是用更多的尸骨去堆砌起来。
小时候,傻傻的受电视剧的影响,当年看的时候,看得内心的那个激动澎湃,恨不得化身里面的一个小兵,跟随他们去打仗。那时候真的很相信李世民是一个好人好君王,而李建成李元吉这些人都是阴险狡诈的小人,如果不是他们一直迫害李世民,他也不会造反,身边的人都是英雄豪杰。然而后来,我真正接触了历史,接触了李世民,才发现其实原来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单纯的,想要登上帝王之位,那么他身后必是尸骨遍野,而后世之书其实可以随着帝王的意思去改变的,并不会按照历史真实的事件去进行描述,因为史书内容的撰写和发表都会经过帝王看过,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名声被后世所唾骂,所以都会把不好的内容删掉,只留下赞美的言语。而李世民则很明显的修改了历史。
玄武门事变估计大家都很熟悉,这是李世民登基最重要的一步棋,正是这步棋下对了,才成就了李世民成为唐朝的一代君王。后书中是李世民的哥哥弟弟计划的,李世民才被逼反的,那我很想知道,既然是无奈,那为何哥哥和弟弟都没有能留下性命,如果真的是无可奈何,那为何不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到自己的父王,请求治罪呢,这样的言语太假,按照常理来推断,这样是事件根本不可能成立,很明显就是改写过的历史。而真实事情的发生就是李世民策划的,他有感自己的父亲李渊不是特别愿意把皇位传给自己,而且还动手削弱自己的实力,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预兆,如果一昧的顺从自己的父亲,任由父亲削弱自己的实力,那么最后自己没有能力去和哥哥李建成有对抗的实力,那最后被杀害的也就是自己,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揭竿而起,先下手为强,所以策划这一场事变,而历史当然是由胜利者去书写。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自命为“真龙天子”,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凡抚摸的人就要被杀,因此批评皇帝也叫“犯龙鳞”,后果很严重。魏征不畏“犯龙鳞”,刚直敢言,勇于谏诤,这是需要脑袋别在腰上的勇气。
魏征经常直谏,有时让李世民觉得很没面子。一次,太宗对魏征说:“你可以当时应付一下,等别的时候再来提意见不行吗?”魏征说:“以前舜告诉大臣,叫他们不要当面服从,背后却有意见。假如臣当面答应了,以后又来提意见,这就是背后有意见。这可不是稷、契对待尧、舜的态度。”魏征表现的是毫不畏惧依然如故。
唐太宗之所以怨恨魏征,是因为魏征曾给太宗出了一个两难的选题:魏征请求太宗要让他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二者的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
这就是说:如果魏征因直谏而杀了他,魏征就做了忠臣,但君主就成了暴君;如果魏征因直谏身获美名,成为良臣,则君主成为明君。魏征这一逻辑很可怕,他将自己置于不败之地,使唐太宗处于守势,太宗只有成全他的直谏,君臣二人才能双赢。这使太宗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只能打掉牙咽进在肚子里,接受魏征的进谏。
其实,唐太宗不会不明白魏征玩的这个智力游戏,或许正因为魏征自为得意的作法,才使得唐太宗从心底深处加深了对他的忿恨。
魏征死后唐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在碑石上书丹,这绝对是千古难得一见的礼遇。可是,后话让人瞠目结舌真不敢相信:太宗竟然亲自下令“推倒碑石,磨灭碑文”,摔碎了自己的“镜子”。至于下旨解除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更不在话下,让魏公子的驸马梦成为泡影。
这历史上很多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也就是必须两者相概论。就像毛泽东,我们会说他是错的吗?不会,因为他本身的功劳就大于他所犯的错,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需要从全局去进行考虑,从本身影响去考虑事情的对错,李世民对于整个唐朝或者中国历史发展的长途中都有着不可磨灭,非常强大的推动力。
上一个: 李渊为什么把位置让给了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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