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任用贤才的目的,是为了辅佐他治理天下,同时也是为了广泛听取臣下对皇帝的意见以确保治国方法的正确,为此他不厌其烦地一再鼓励臣下们“正词直谏”,要敢于“犯颜忤旨”。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朕“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这句话,道出了唐太宗鼓励臣下“正词直谏”的目的。正是基于上述这种认识和目的,唐太宗的鼓励直谏是自觉的、至诚的,也是感人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位皇帝,都不能同他相比。唐太宗即位后,曾多次向臣下阐述正言直谏的道理和意义,鼓励臣下们犯颜直谏。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隋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因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进谏“称旨”,太宗设宴招待他们,在宴会对韦挺等人说:“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逄、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岂虑社稷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并赐绢奖励。
战国时韩非曾经说过:“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撄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非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封建时代的君主,大多如此。唐太宗为消除臣下的顾虑,因而一再谈到“逆鳞”的事,并赞赏韦挺等人“不避犯触”的精神,意在使臣下们不要从韩非的言论中吸取消极教训,不敢犯颜直谏。
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慴,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若即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对群臣说:“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以谗人罪之。”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手诏答魏征说:“何曾(晋武帝时任太傅)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词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以守天下难易问侍臣,侍中魏徵答对说:“甚难!”唐太宗说:“任贤受谏即可,何谓为难?”魏徵答道:“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问魏徵:“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魏徵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唐太宗说:“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对褚遂良说:“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唐太宗有关求谏的言论,有以下十个要点:
1.守天下、治国家在于任贤受谏。即所谓“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
2.正词直谏,裨益政教。见于唐太宗于贞观六年(633年)对侍臣所言。
3.求谏的最终目的,在于致天下太平。即所谓“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
4.人主日理万机,过失难免。即所谓“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5.人主藉忠臣进谏而知过失。即所谓“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
6.求谏亦有助于人主了解下情。即所谓“但思正人匡谏,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
7.为开直言之路,上封事者不得“讦人细事”。否则,“朕当以谗人罪之。”
8.鼓励犯颜直谏是区分真假纳谏的试金石。这可以从“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中得到说明。
9.纳谏时不得以任何借口而拒绝立即改正。即所谓“业已为之”、“业已许之”,“此则危亡之祸”。
10.开怀抱纳谏诤是明君应有的雅量。即所谓“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若即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唐太宗鼓励臣下正词直谏,对臣下的上书进谏十分重视。贞观初年,他对司空裴寂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卿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为鼓励臣下直谏,唐太宗采取奖赏的办法,对直谏者多所赐予,其事例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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