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昉谋逆事件的背后

刘昉，昉性轻狡，有奸数。周武帝时，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授大都督，迁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及帝不悆，召方及之仪俱入卧内，属以后事。帝喑不复能言。昉见静帝幼冲，不堪负荷。

隋文帝刚刚即位，就立即起用他当相国时府中的幕僚主持朝纲，其中有高颎、苏威、李德林等，而对曾力保自己登上皇位的中枢文臣、勋贵武将则只是给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因此，这部分人对此心中十分不满。刘昉就是其中的一个，于是他首先对隋文帝上述举措提出了反对意见。

对于隋文帝登基，历史上称“刘昉牵前，郑译推后”，又有卢贲鸣锣开道，可以说这三人是隋文帝成就帝王事业的最大功臣。然而郑译只封为上柱国、勋爵，刘昉为柱国、舒国公，卢贲更是被排挤出了权力机构之外，仅封散骑常侍。尽管这样，郑译还勉强能接受，整日求神拜佛祈望文帝回心转意能重用自己，而刘昉、卢贲则为此愤愤不平。刘昉对于权力的欲望非常大，更有很强的政治野心，尤其是他对于隋文帝这样任命感到极大的不满。开始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决定就明里暗里煽风点火，与朝廷对抗，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开皇初年，天下大旱，京师也连续发生饥荒，当文帝颁禁酒令，组织救济灾民时，刘昉竟公然租赁店铺，专门卖酒，当时隋文帝知道了这件事，但是改过自新，但是又思来想去，害怕这些人的行动对于隋统治不利，于是下令对这些人进行一番调查。

不久后，刘昉就知道了隋文帝让人调查他的事，就立即将罪责都栽到卢贲和张宾的头上，自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其实文帝真正的意思并非真要拿他们怎样，只是吓唬一下，使他们知道后就终止自己的不轨行径，加上这个案件确实牵连的人太多，隋朝刚刚建立，人心还不稳定，所以隋文帝也没多加追究，该原谅的就原谅，该放过的也就放过了。只是以“龙潜之旧，不忍加诛”为由，宽恕了卢、张二人，仅仅把他们贬为平民，也没有治刘昉的罪，这件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但是，俗话说的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刘昉仍然是执迷不悟，对自己犯下的罪过不但不加以悔悟，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密谋活动，结果惹出了“谋逆”风波，并且葬送了自己的性命。那么这场风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自此前的密谋事件失败之后，刘昉便时常走动于梁士彦与宇文忻府上。这两个人都是北周名将，立有不朽的军功，文帝篡周建隋后，他们对新政权抱有犹豫心态，尤其是平定尉迟迥的叛乱中，他们虽隶属韦孝宽元帅管辖，但却接受尉迟迥的拉拢，徘徊于杨、尉迟之间，只是在得到文帝更高利益保证后，才全力进击尉迟军。在这些事件上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两个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那么小人与小人一定是臭味相投，也就是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当时梁士彦年龄已经很大了，但是他有位年轻貌美的娇妻，刘昉常造访梁府，当时这个女子难耐府中寂寞，便与刘昉勾搭成奸，有了这层关系，这个女子也理所当然地常在梁士彦枕边吹嘘刘昉好话。于是，就这样刘昉、梁士彦及宇文忻三人便结成了联盟，企图夺取隋杨政权。

宇文忻曾经说：“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从征。两阵相当，然后连结，天下可图也。”为此他们还研究了好几套方案，正在暗自得意，以为行事隐秘，大业可成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隔墙有耳，梁士彦的外甥竟无意中听到了这一阴谋，心惊胆战之余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文帝。隋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之余更是气愤万分，本以为念其首推之功留下条性命给他，不料刘昉竟是蛇蝎心肠，只怪自己妇人之仁，放虎归山，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留此祸根了，于是隋文帝开始着手除掉刘昉以绝后患。

但是，口说无凭，必须拿到证据，于是文帝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故意装作对此事一无所知，与此同时还施了一招“欲擒故纵”的计策。他先是故意任梁士彦为晋州刺史，接下来趁他们弹冠相庆，得意忘形的时候，私下派人秘密调查其证据，当证据收集的差不多的时候，借为梁士彦饯行的机会，召百官上朝，当着众官之面，列举刘昉、梁士彦、宇文忻的罪状，并出示人证、物证。

当时在大堂之上，百官都在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就是三人巧舌如簧，百般狡辩，也难辞其咎。见事已败露，三个人只好俯首认罪，于是文帝立即判他们及其党羽死罪，妻妾家产充公，一场在开皇之初尚未上演的“谋逆”事件就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很快地被扼杀了。

而刘昉“谋逆事件”的发生，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隋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他想走的是一条与北周政权迥然不同的新路子，任何阻碍新政府改革道路的绊脚石、拦路虎其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锒铛入狱。刘昉一案使文帝对那些无才无德，仅以谄媚行事的奸佞小人势力予以打击，杀鸡儆猴，小菜一碟而已。但是，事件的背后，却令隋文帝非常痛心，他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栽培和提拔的大臣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想推翻自己苦苦建立的隋朝，而且在建国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让他为此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