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若神的司马懿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得到诸葛亮的辅助，实力迅速发展起来的刘备，率军包围成都数十日，刘璋被迫投降。刘备占有了益州，自任益州牧。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以刘备已得益州为理由，派人索取荆州，刘备诡称：“须得凉州才能给荆州。”孙权大怒，派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刘备忙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进入益阳。在他们剑拔弩张争夺激烈的时候，曹操乘机于这年三月西征占据汉中的张鲁。司马懿跟随前往。七月曹操至阳平。张鲁兵败向巴中。曹操遂入南郑，巴、汉皆降。十一月，张鲁也向曹操投降。这时司马懿向曹操建议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他劝曹操乘刘备势力刚打入益州，蜀人未附，立足未稳，而又与孙权远争荆州诸郡，致后方空虚之机，一鼓作气，兵临益州。这是一个大胆果决的行动方案。凭借曹操的实力，加以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是有可能取胜的。这个方案的提出，显示了司马懿的胆略。但曹操却说：“人苦不足，既是陇右，复欲得蜀！”他摆出一副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面孔，否定了司马懿的提议。对于梦寐以求统一中国的曹操来说，不欲得蜀，当然不是真心话。在曹操看来，进军益州，虽有胜利的可能，也有相当大的风险，没有十分的把握，是不能贸然进军的。作为一位身经百战老成持重的军事统帅，他和处在谋士地位，血气方刚的司马懿相比，在决策时，自然有更多的顾虑。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失败的教训使曹操吃一堑长一智，不敢贸然从事，重蹈覆辙。

关羽是刘备的大将。刘备“收江南诸郡，……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刘备“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关羽率军攻曹仁于樊城。曹操派于禁助曹仁击关羽，时置秋季，霖雨不止，汉水汛溢，淹没于禁所督士军，步骑三万尽为关羽所虏，送江陵。于禁投降。关羽又斩将军庞德。一时威震华夏。

司马懿对荆州一线边防深为关注，建议精选官吏，加强防务。他早向曹操提出：“荆州刺吏胡脩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都不可以任边疆地方长官。”但曹操失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对荆州防务有所麻痹。到关羽包围曹仁，于禁被迫投降之时，胡脩、傅方果然都向关羽投降。这种紧迫的形势，使曹操也惊恐起来，以至打算迁都。司马懿却十分沉着，谏阻曹操说：“于禁是被水淹才失败的，关羽并不是战场上真刀实枪取得胜利，国家的军事实力并未受到很大的损失。而匆忙迁都，既是向敌人示弱，助长了关羽的凶焰，又会引起淮沔一带居民的骚动和不安。”他认为关羽军威虽盛，以计破之并不难。他提出了巧借孙吴之力以解决樊城之围的建议：“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孙）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大敌当前，司马懿沉稳运筹，毫不惊慌。当时情势，在敌（关羽）我之外，还有个第三者孙权。别人都着眼于敌我双方，忽视了第三者。司马懿的巧妙之处，在于利用外力钳制关羽，以解樊城之围，不能不说是高人一筹的谋略。曹操闻计，十分高兴。恰巧这时孙权自己找上门来，要求自后路进攻关羽，以讨好曹操。这与司马懿的谋划完全吻合。“（孙）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关羽闻知孙权乘机抄他的后路，心中不免惊慌，欲撤兵回救，而围樊之战功亏一篑，又十分可惜，故而“犹豫不能去。”这时孙权先派遣吕蒙率兵袭公安，刘备的南郡太守糜芳投降，吕蒙占据了江陵。东吴另一大将陆逊攻取宜都等。关羽无奈，慌忙放弃樊城之围匆忙还当阳，走麦城。十二月，被吴将俘获，斩于临沮。“（孙）权送羽首于曹公。”借吴解樊围，借刀杀关羽之计，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也是在司马懿的谋划下曹操进行的最后一次军事活动。不久，曹操遂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死于洛阳。

曹操死后，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封司马懿为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

这时有军事情报说孙权正率大军向西进发，曹丕与大臣们都认为东吴兴兵，将攻取樊城、襄阳，而两城积储的谷物甚少，难以持久防御。谋臣们认为应命令镇守襄阳的大将曹仁在孙权兵到之前，弃城还宛。只有司马懿力劝勿弃二城，他说：“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他知道孙权老谋深算，不会使自己落到背腹受敌、两面夹击的不利地位。既袭杀关羽，取恨刘备，必欲结好魏王以自重，使刘备不敢贸然兴兵。在这种情势下，孙吴决不会袭取襄、樊二城。二城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千万不可放弃。可惜曹丕等执迷不悟，拒绝了他的正确意见，竟命曹仁弃二城。但孙权并未侵扰，曹丕后悔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