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之死

年羹尧（1679-1726），字亮功、双峰，号双峰，清朝康熙和雍正年间重要将领，雍正的敦肃皇贵妃之兄。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原籍安徽怀远，改隶汉军镶黄旗，同进士出身。年羹尧与和隆科多在拥立雍正帝即位时发挥重要作用，人称“内有隆科多，外有年羹尧”。曾平定青海西藏叛乱，深得雍正赏识，官至抚远大将军、一等公，权倾一世。

雍正帝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隆科多是胤禛的亲郎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关系甚为亲密。

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直接上报，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

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则更是频频与年羹尧交换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讨这项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二意不决”，就征询年羹尧的意见，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雍正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为了把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寄于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后来，年羹尧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禵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后受到雍亲王的重用，各皇储争夺皇位时，他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１０年即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川陕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雍正心腹。年氏受到雍正的宠幸是在雍正二年（公元１７２４年）１０月年氏来京陛见以前，具体地说，在７月中旬以前，即平定西海叛乱以后。年氏手握重权，荣立青海大功，君臣之间，无猜无疑如雍正所谓“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但７月中旬后，雍正便使出浑身解数开始置年氏于死地，雍正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快？年氏的死因究竟如何呢？

有人认为年羹尧的死与雍正帝夺嫡有关。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等持此说。据说康熙帝临终时指定十四子胤嗣位。四子胤串通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矫诏篡位。其时，十四子胤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胤即位后，改元雍正，为酬报年羹尧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而这不过是灌“迷魂汤”，雍正帝内心实已对这些知情者存有杀心，最终还是找借口除掉了他。有些人不同意此说。他们认为雍正初年年羹尧受宠，并非是雍正帝为他灌“迷魂汤”，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雍正帝继位之时，年羹尧尚在四川平乱并未参与其间，所以不可能知情，故上说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而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羹尧）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清代轶闻》作者说“挟拥戴功，骄益盛”，且年羹尧残暴对待部下，任人惟亲，乱劾贤吏，引起公愤，也为雍正帝所不容，故被杀。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乎寻常，对于其死因的种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难怪被史学家列为“雍正八案”的首案。

年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

年羹尧的失宠继而遭祸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边疆时，蒙古王公和额驸阿宝见到年羹尧必须跪拜。在赴京途中，他令直隶总督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十一月，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曾经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弹劾四川巡抚蔡珽，上即以授景灏，又擢升胡期恒为甘肃巡抚。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布政使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