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或称清朝文字狱，是清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为止罕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

清代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和汉人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除清朝外都并未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清代文字狱贯穿整个清代250年左右。顶峰时期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少数民族掌权的清朝，对汉人控制极严。

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讪清朝的内容，即兴大狱，常常广事株连。清代的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纯属冤杀。

清帝大施文字狱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分子，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件。清朝的文字狱案件多样，纵观有清一代，尤以清初顺治，乾隆时期最甚。

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日趋腐朽、没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清朝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强化集权统治，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清代文字狱清代文字狱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暴动结合起来，使满族统治不得安宁。雍正皇帝曾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清代的文字狱，是在其政权基本稳定以后，随着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控制的加强而产生的，它始于康熙，发展于雍正，到乾隆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时期，不仅文字狱定罪的范围超过了康熙、雍正时期，而且案件数量也增至康雍两朝合计次数的数倍。特别是乾隆查缴禁书期间，各类文字狱层出不穷，数量急增。清代文字狱之多，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素。李自成推翻明朝，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后来清统一中国，可谓渔人得利。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来看，这叫做“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千百年来形成的华夏正统思想，是清朝统治者不能用武力夺得的。汉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大量地反映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各种著述里，遐迩流传、影响深远。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使他们坐卧不安。雍正帝说过：“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其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清代统治者对汉族反清思想防范惟恐不严，打击惟恐不力，到乾隆时更发展到了病态的猜忌和恐惧，必欲彻底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而后快。民族矛盾、民族斗争又同满州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非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同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互相交织，彼此激荡，尤以清初表现最为激烈。

从顺治到乾隆可统计到的约160起文字狱中，大部分案件或有反清的性质，或以蓄意罗织的反清罪状而成狱，清楚地表明清代文字狱的特殊历史背景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的持续存在。清朝统治者在对各族上层分子进行笼络利诱的同时，还努力加强文化思想上的统治。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积极进行思想诱导。为此收罗一些理学家，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行天下，企图将理学中的“忠”、“孝”思想加以推广，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麻痹人民的斗志。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则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视为“狂吠”、“异端”、“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1663年(康熙二年)，发生了整个清代文字狱灾上一件罕见的大案——庄廷龙明史狱。庄廷龙家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富户。他本人双目皆盲，不很通晓史事，但他想起“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很受鼓舞。也想学左丘明搞一部传世的史作。于是他出钱购买了明末年间朱国祯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招集了当地有志于纂修前明历史的人才，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然信捧南明的正统。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书中还提到明末建州女真与明朝关系，这是清朝统治者极为忌讳的事。这部《明史》刊刻后，被一个因贪赃而撤职的知县吴之荣看到，便买了一本去恐吓庄廷龙的父亲——此时庄廷龙已死——却被顶了回来，这是因为庄廷龙的父亲已买通了官府，有恃无恐。吴之荣一气之下，告到了北京。清廷自然十分重视，严加究办。庄廷龙依照大逆律被剖棺戮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书、刻字、卖书、印刷的共70余人被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疆。1728年(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静、张熙策动手握兵权的四川总督岳钟琪谋反而引发的吕留良案。成为雍正在位期间第一大案，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浙江石门人。他所写的许多诗文和日记中，有大量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他在评选科举考试的墨卷时，发挥了儒家“夷夏之防”的思想，阐发民族大义，自然具有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一面，但他不把“夷狄”当人类看待，甚至视同禽兽，也未能摆脱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立场。在评选时文时，吕留良主张首先要分清是“华”还是“夷”，然后才能讲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曾静读了吕留良评选的时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天位”，并导致了反清的实际行动。吕留良早死，曾静与弟子张熙，因受其思想影响，列举了雍正帝九条罪状，劝岳飞后裔四川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岳钟琪密报朝廷，将吕留良的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发配为奴，轻者也被杖责。清廷并于第二年九月，将吕、严、曾、沈所著之书及其言论和历次所下谕旨勒为《大义觉迷录》一书，颁行天下。以示警戒。并让曾静、张熙亲自到东南各省学府宣讲，当众认错，以消弥东南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绪。到乾隆中期，形成了一个文字狱高潮。

1750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7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卢、刘的意图是借此耸动人心，制造舆论，以制止乾隆帝的首次南巡。到1751年6月，假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追查伪稿作者的活动，结果全国18直省，都在暗中流传，甚至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牵涉其中。尤以湖广、江西最多。到1753年2月，乾隆帝感到再追查下去弊多利少，下令将卢鲁生、刘时达处死，停止追查伪稿，草率结案。乾隆帝接受了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于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查办禁书运动。所查禁书范围之广、年代之长，是历史上少见的。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到48年在短短的7年中，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这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注改《康熙字典》，因对乾隆帝的名字“弘历”二字没有分析颂扬，就被定为“大逆”之罪。巡抚海成奏请将王锡侯革去举人功名，乾隆认为从罚太轻，指责海成包庇罪犯，拟斩监候，布政、按察诸使都被革职。四十三年，东台县令告发本地举人徐述夔所作诗句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到清都”等句。乾隆帝认为其诗有“兴明朝，去清朝”之意，下令戮述夔及其子怀祖之尸，并将其孙解京正法，诗集销毁，当地藩司陶易等连坐置重典。为徐诗作序的已死礼部尚书沈德潜，也被戮尸。由于文字狱过于严酷，许多文人“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辞不达意，晦涩难懂。乾隆时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诗书，指摘文字。有习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这便是当时的恐怖现实。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而我们，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而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的形成。

文字狱的危害：（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2）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清代人李祖陶在《迈堂文略》：“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削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之心，实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