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与黎元洪有多大的关系呢？

武昌起义，又称辛亥首义、武汉首义，是指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黎元洪（1864年—1928年）字宋卿，汉族，湖北黄陂人，人称“黎黄陂”，中国北洋政府总统。世居湖北黄陂西乡、县城、东乡与北乡，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906年擢升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湖北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后段祺瑞利用张勋将其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晚年投资实业。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都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

黎元洪是辛亥革命中一个复杂的人物，从武昌首义身不由己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到孙中山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止，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他是一个重要角色。黎由清军协统摇身一变成为起义队伍的首领，其戏剧性的变化早已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兴趣。

以往的史著集中注意他上台后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把他当作封建旧势力的代表而加以揭露和批判。诚然，黎元洪是有其阶级属性的，他不是革命党，对革命本是不赞成的。但是，在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时刻，受时局的感召，有的旧人物思想感情发生转变，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革命的洪流，成为对历史发展有贡献的人，这在中外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黎元洪的转变就是其中的一例。如果仅仅因为黎曾是清军协统，就认为他一贯代表反动势力，而不作具体分析，看不到他顺应历史发展的一面，是大有商榷之余地的。

本文仅就武昌首义中有关黎元洪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革命党推黎上台的原因

黎元洪被迫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他的上台，对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对黎上台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黎在首义中的作用。对于黎本身来说，革命党选中他，是存在着某种偶然机遇的；而对于革命党来说，他们让位于黎却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一）“排满”思想是让位的主观根源革命党把黎元洪推上都督宝座，与他们一贯主张的“排满”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本来，革命党用来动员民众借以实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排满”口号，由于宣传上的大力渲染，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在清朝贵族身上，以致民众和党人普遍认为唯有满人是革命的敌人。辛亥革命元老胡汉民承认：“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亟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上。”(《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一方面，革命党的“排满”口号具有极大的政治号召力；另一方面，由于排满思想的局限，使得革命党容易模糊阶级界线。一个党人回忆说：“当时党人惟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页。)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革命党采取特殊的应变策略，把都督的头衔让给汉人军官黎元洪，试图利用他的名望来实现“排满”的革命目标，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有的党人认为黎元洪“以彼同属汉族，终必表同情于革命”。(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页。)此种看法在革命党人中颇具代表性。

（二）缺乏强有力的核心是让位的客观根源

列宁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0页。)武昌起义前后一段时间里，革命党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起义的领导机关文学社和共进会，在起义前半个月才实现联合，而究竟由谁出任军政首脑，在两个团体领导人之间始终相持不下。在蒋翊武、刘公、孙武、居正等人中，推不出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武昌起义是在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后仓促发难的，“及倡义时，刘公在汉口，避匿未出，众望所推之黄兴未到鄂，各军将校，又以资望浅，且均不能相下。”(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252），文海出版社出版，第82页。)在主要领导人非伤即逃的情况下，起义队伍缺乏核心，处在群龙无首的窘境之中。在党人之中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黎元洪就被视为军政府都督的最佳候选人了。

革命党看中黎元洪，主要原因是黎具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他是鄂籍名将，在武昌驻军中地位仅次于张彪，而他不像张那样劣迹多端，因此更得人心。革命党要利用黎的名望来稳定民心，慑服清廷，号召天下。一个党人事后总结说，“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且黎平日待兵较厚，爱惜当兵文人，又属鄂籍将领，只要推翻满清，革命成功，似无不可。”(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252），文海出版社出版，第87页。)

由此可见，革命党是为了弥补本身缺乏领导核心的弱点而让位于黎的。这一举动是在自身力量弱小的情况下，为了顺利建立革命政权而采取的一个主动的应变策略。

二、黎出任都督的客观作用

起初，革命党把黎推上鄂军都督的位置，只是想用他的空名来镇定人心，而黎也毫无思想准备，处境极为被动、尴尬，参加会议时他总是瑟缩不语，态度很消极。可是，就是这个被时人戏称为“泥（黎）菩萨”的人，因为他出任都督，客观上给革命带来他人无法替代的影响，造成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清廷的政治格局。

（一）黎出任都督，使起义队伍有了一个领导核心，维系了军心，稳定了局势

由于革命党党派之间的门户之争，武昌起义后有可能因为推举不出一个公认的领袖而使政权无法顺利建成。蒋翊武在起义前就曾议论过要由黎出任都督而不推举当时的领导人，理由是：“革命团体，前有日知会、共进会以及群治学社等，孙武、刘公、季雨霖均可推为都督。革命党人之不争权夺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252），文海出版社出版，第87页。)党人之间有可能为争执都督一职而发生“裂痕”，为避免此种情况发生，由黎出任都督不失为明智之举。事实上，黎的出现，缓和了革命党内部的矛盾冲突，使革命派之间为都督一席而可能出现的争执得以避免，也使政权的建立不致因都督的难产而搁浅。

黎出任都督后，还改变了起义队伍群龙无首的局面，使起义群众有了依靠，有了内聚力的核心，从而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由于黎有威望，因此他的行动引起了广大民众和军队的关注和支持。在没选出都督前，众人集中咨议局，一筹莫展，各标、营纷纷探问，消息沉闷；而黎当选后的情景是：“午后则见武昌城内外遍贴湖北都督黎元洪布告，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人心为之大定。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页。)

（二）黎出任都督，可以使汉族官绅、军界附和起义，从而减少了起义的对立面黎元洪上台本身就给汉族官绅、军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以原清军协统的身份出任新政权的都督，自然成为旧人物竞相效尤的对象。黎的名望在军中具有较大的号召力。他不仅军阶高，有威望，而且与部属关系密切。他儿子回忆说：“我父与部下比较接近”，“与士兵关系较好。”(黎重光：《我父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所以，“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熊秉坤：《辛亥武昌首义亲历记》，《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革命党人章太炎在《黎公碑》文中写道：“军政府初立，纲纪未具，将校入谒，语人人异端，不合，或抵掌捶书案；然皆以公厚重知兵，无敢轻动摇者，故军政虽纷，纪律未尝乱。”(张义痴：《湖北革命知之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854），第293页。)当地的大小官绅，得到黎出任都督发布的电文后，立即表示附和起义，“各县士绅俱出而负地方治安之责。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于战事矣。”(张义痴：《湖北革命知之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854），第292页。)由于黎的名望的号召，大量的官僚、军人附和起义，大大减少了起义的阻力。尽管这些旧人物涌进革命阵营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是当革命还处在摇篮之中，还无力“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候，能否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扩大同盟队伍，就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砝码。从这个意义来看，其利大于弊。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