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戏说溥侗人生中的几场重头大“戏”

溥侗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因排行老五，内外行尊称其为“侗五爷”而不呼其名。溥侗从小酷爱昆曲与京剧，因是清室宗亲家中富有，又兼常接触一些当时的京昆著名艺人，再加本人悉心钻研，刻苦练功，遍访名师，终于达到了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化境。

载治生父是奕纪，因汪精卫叛逃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时，曾有人想到上海的溥侗，怎么说也是“满洲国”“皇帝”的族兄，民国四公子之一。于是硬塞给他一个“政府委员”的名分，还派了一位秘书。不过，侗五爷从不上班，更不管事，整天不是找朋友下棋，就是在管事的催促下写字。

抗战一胜利，溥侗之名列入汉奸名单中，侗五爷被押解南京受审。

那天，南京朝天宫大成殿开审“汉奸”溥侗，当时他已患中风，由人用藤椅抬进法庭。公诉人称汪伪政府对美宣战书上有伪国民政府委员溥侗的签章，因此该按叛国罪论处。

然而，溥侗的答辩绝对比公诉人的指控精彩，他对汪伪政府对美宣战书上有其名讳、签章供认不讳，但接下来细说详情：对民国政府内迁，我体弱多病未能随行，深感痛心。后来蜗居上海卖字度日，并未与汪伪同流合污。至于汪伪任命我当汪伪政府委员，我疾病缠身一老翁，无力抗拒却也从未到职，我作画写字的印章在管事那里，由他保管，宣战书所用印信盖由汪伪派来的秘书把持，我从未碰过。希望法庭核查，待查明真相再定我罪名不迟。

听罢他的答辩，尤其看到他满头白发一脸病容，连上法庭都得藤椅抬进，不少人当即点头。他的答辩言简意赅，是实情陈述，有板有眼有凭有据。

后来法庭既未抄没他的家产，亦未再开庭复审，而是由同仁堂、荣宝斋出面保释出狱了。是他的答辩起了作用，还是鉴于他年老病重法外施恩，就不得而知了。

出狱后的溥侗靠朋友接济度日，据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回忆，1948年梅兰芳交给他相当于300银元的金元券，让他转给侗五爷。那时的侗五爷慢说写字，就是吃喝都由人喂了，昔日台上风流倜傥的溥西园，变成了憔悴呆滞的病老头。岁月沧桑，概不由人。

溥侗有一子名毓子山，定居美国，经常往返台北，参加昆曲票社活动;一女名毓嫡，在江苏南京，是南京昆曲票社的负责人。这两位得乃父真传，在昆曲界知名度甚高。只有小儿子毓子良在北京，算起来已是70岁开外了，他自回北京起就没正式工作，后经溥杰先生帮忙，才在市民委传达室上班，好像也是临时工。

曾与毓子良聊起他父亲，他父亲1945年中风，六年后的1950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去世，他认为对一个已中风六年的77岁老人来说，解脱并不是坏事。在他的记忆中，第一位闻讯赶来的是梅兰芳。甘氏三兄弟送的礼最重，是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

甘氏三兄弟，甘南轩、甘涛、甘律之是江南笛王甘贡三的儿子。20世纪30年代初，溥侗与甘贡三结识于南京。甘氏世代官宦，豪门大家，对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和昆曲都有研究，故而两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慨。由此两人经常探讨、切磋，有时通宵达旦。甘贡三的三位公子对昆曲有特殊爱好，溥侗住在甘府之时，悉心教授，跟甘氏三位公子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

出殡那天，梨园行和票友成为送殡队伍的主体，所经之处皆有赞叹，说民国四公子之一侗五爷的多彩一生，几多风光，几多风险，到头来睡进楠木棺材，上海出殡，葬于风景如画的苏州，算是有福之人。

并非没有埋怨的，北京西郊成子山就有埋怨侗五爷的人。侗五爷南迁离开北京时，对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作了交代，不再给看地人出工钱，也不再收租子，两下相抵。1949年以前这户人家的日子确实殷实，可1949年以后被划成地主了，尽管再三声明地是溥侗溥西园的，我只是代为看管，可没用，工作组听也不听，认定他就是地主。

这位一想起这“地主”的帽子就怨气冲天：说的就是租子抵工钱，我就是代管而已，那地压根儿就是溥侗溥西园的。阴阳相隔，九泉之下即便有知，侗五爷又能如何?开封证明信寄来?哪个给盖章，谁个给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