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强人郑贵妃

皇贵妃郑氏（1565～1630），明神宗朱翊钧之皇贵妃。大兴（今北京大兴）人。明万历初入宫，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生皇三子朱常洵后，进封皇贵妃。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太子册立。万历四十一年，奸人孔学为陷害太子，牵连郑贵妃，梃击案又有郑贵妃之太监参予其事。明神宗崩，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以大臣反对乃止。崇祯三年七月，郑贵妃薨，谥曰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崇祯十七年秋七月戊子，明安宗追尊皇祖妣贵妃郑氏曰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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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万历九年（1581年）八月，朝廷下诏选美备嫔妃。

万历十年二月，册郑氏为淑嫔。

万历十一年八月，晋德妃，十一月乙巳日（1584），郑德妃生皇次女（云和公主朱轩姝）。

万历十二年（1585年）七月，晋贵妃。十二月十九日，贵妃郑氏生皇次子（邠哀王朱常溆）。

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五日，贵妃郑氏生皇三子（福王朱常洵，追尊恭宗）。三月，进封皇贵妃。

万历十五年（1587年）九月乙未日午时，郑皇贵妃生皇四子（沅怀王朱常治）。

万历十六年（1588年）八月甲午日，郑皇贵妃生皇六女（灵丘公主朱轩姚）。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月庚辰日，郑皇贵妃生皇七女（寿宁公主朱轩媁）。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崩，遗命封郑皇贵妃为皇后，以大臣反对乃止。

崇祯三年七月，郑贵妃薨，谥曰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

郑贵妃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绝不可能如此历久不衰。郑妃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野蛮”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更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争权

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由于万历对王恭妃">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郑贵妃的儿子不是皇长子，这让她很不爽。按礼，母以子为贵，皇长子的母亲王恭妃">王恭妃，地位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郑贵妃因生子而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比皇长子母亲王恭妃">王恭妃要高两级了，因而整天缠着神宗要立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神宗宠幸郑贵妃，自然对朱常洵十分喜爱，而对朱常洛如对恭妃一样的冷淡，所以他也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但是，那些坚持正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朝廷大臣们，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作是未来的皇帝。郑贵妃一入宫即受神宗宠幸，后来册封为贵妃，显然是于礼有违的，这让饱受正统礼法熏陶的朝廷大臣很难接受，当得知她又被封为皇贵妃时，朝廷内外一片震惊。众大臣见郑贵妃如此受宠，认为将来免不了会出现废长立幼的情况，要是不及时制止，后代史书上必说本朝大臣失职严重。于是大臣们纷纷上奏要求按照无嫡立长的老规矩，立朱常洛为太子。立储的奏章像雪片一样往京城宫中铺天盖地袭来，开始神宗很愤怒，谁上奏就罢官、贬官或责打板子。然而，大臣们在被罢被贬被杖之后，却能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因此冒险沽名钓誉的人也就络绎不绝。神宗面对这些前仆后继的劝谏者，时间长了也就筋疲力尽，不知如何是好。但这也使他不敢宣布立朱常洵为太子，要是立非长子为太子，势必会遭到众人更加激烈的反对。这时郑贵妃出谋划策，说：“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神宗便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对立储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明史·神宗本纪》：“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这办法还很灵，时间一长，拿这说事的人逐渐少了。

神宗身体不好，老是因病卧床不起，经常不上早朝。郑贵妃见朝廷中有许多大臣攻击自己，也害怕神宗被大臣说服，与己不利，便极力唆使神宗尽量少和朝廷中官员见面，于是神宗从万历十八年开始，不再上朝理政，终日与郑贵妃厮守在一起，或是与太监、宫女做游戏，寻欢作乐。他除了关心如何废长立幼以外，任何朝政大事，诸如地方和中央官员补缺、有关国计民生的措施都不闻不问，甚至连宫廷失火都懒得顾问，搞得朝廷内各岗位空缺很多，办事效率十分低下。孟森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但大臣们还是不屈不饶地找机会上奏立储之事。

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书，又一次提出尽快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飞语。神宗看过姜应麟的奏章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唆使下神宗干脆下旨，道：“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怀疑君主，显摆耿直，应该降级到边远地区任杂职。”御旨一下，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不料旨中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那些精明的大臣们看了都心照不宣。神宗起初没有察觉，等到后来众大臣抓住把柄，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太子时，方才恍然大悟，为这失策懊悔不及。但因为圣旨既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又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延不办。为此，神宗出面对群臣说：“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候谈立储，实非所宜。”神宗原以为，这么一说就能蒙混过去了，可是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因为神宗本人就是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大臣们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大学士申时行还以前例上奏道：“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此时，人多口众，神宗搞得疲惫不堪，拖了两三年实在熬不过去了，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让首辅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

立储之事虽然又延了期，但郑贵妃眼看大臣们誓不罢休的样子，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个“待嫡”之说，要神宗加以宣谕。于是神宗在给朝臣的诏书中说“想待嫡子”，就是要等王皇后生子。因为抬出了嫡子，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头弟兄，既然都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礼法上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而王皇后多年不生育，且身体多病，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就被大臣们毫不客气地推翻了。

郑贵妃见此计不成，转眼又想出了一招，请求神宗来个“三王并封”。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时封王，彼此就都别无二致。郑贵妃让神宗交与阁臣拟旨，大臣们仔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是郑贵妃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铺垫，这道谕旨当然也就不了了之。

几次碰壁之后，郑贵妃急了，就干脆缠住神宗，喋喋不休，非要神宗答应立朱常洵为太子。要笑脸？不答应不给；要临幸？不答应也不给，搞得神宗没办法，只好和郑贵妃到大高元殿，祗谒神明，约定以朱常洵为太子，由神宗亲笔写下《赐誓书》，装进一个玉盒，封住后由郑贵妃保管。

时间拖到万历二十八年，皇长子朱常洛已十八岁，该结婚了。大臣们纷纷上奏，要求先册封太子然后大婚，神宗也感到再拖下去不行了。这时，郑贵妃拿来玉盒，坚决要求神宗履行诺言。神宗心动了，他接过玉盒，揭去封条打开一看，不料那张《赐誓书》竟被虫蛀的破破烂烂了，最为诡异的是常洵二个字被蛀虫咬了一个大洞，连一笔一划都没留下。神宗不禁毛骨悚然，失声道：“天意啊，朕不能违背天意！”郑贵妃此时如雷轰顶，傻了一会，竟倒地乱滚，边哭边骂，如同泼妇。神宗此时顾不上理她了，大步奔出了西宫，赶紧入朝招人起草诏书，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举行了立储仪式，第二年给太子完婚。至此，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最复杂的政治事件，前后争吵达十五年，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整个帝国为此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总算告一段落，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