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倭寇多数是国人假扮？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在十六世纪的明朝嘉靖年间，有一场祸及沿海的“倭乱”。而制造倭乱的，就是人们常说的“倭寇”。那么到底是谁在统领倭寇呢？

有人说，对中国人冒充真倭的问题，明代史料上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仅有二百人，真倭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福建浙江无赖之众，头顶剪发而椎髻向后，“发型”和真倭并不一样。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时候一同作战，打完仗则分开吃饭睡觉。《筹海图编》直截了当地称：“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孑入而附之耳。”

究竟真相如何？我们先来看几则史料：

萧显者，广东人，书生也。多谋善战，为王直所惮。江南之事，显实首之。获华亭泾人杨元祥，问以城中全帛数。元祥言：“府库之藏已迁入苏州，不若南翔之富也、”遂导之以南。……至南翔，市人乘屋而以瓦石去贼，贼颇有伤者。显伞真倭数人，登。屋斩众，遂溃去。时商贾辏于南翔，金宝山积，贼取之不能尽，大快意而去。元祥因乞归，显必欲携之见船主，船主，日本人，不知何名也；显见叩头，陈元祥之功，杀牛羊以祭海，因厚遗之，将遣三十倭人，送至其家，元祥辞，乃给以令箭而归。《西园闻见录》卷五六《兵部五·防倭·往行》

（萧显）善战多谋，王直亦惮而让焉者也。郑若曾《筹海图编》

有王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为舶主渠魁倭奴爱服之。《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倭变事略》

王直于嘉靖三十二年被俞大猷打败，后又被汤克宽打败，后来遁往日本平户，“倾赀勾引倭奴”，所谓勾引便是指贿赂。从材料中可以看出萧显见了日本主子要给他扣头，显然不过是倭寇的奴才，而对这样的奴才，“王直亦惮而让焉者也”。显然所谓“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指使”实在是天方夜谭，充其量不过是王直招募了一些小倭寇罢了。明兵部尚书杨博说：“蠢尔倭奴敢肆流劫者，皆缘我之内逆为之乡导也。倭奴非内逆（汉奸）无以逞狼贪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谋。”（郑若曾《筹海图编》）其时倭寇与海盗之间就是这种狼狈为奸的关系，有的海盗像萧显、陈东等等直接就是倭寇的下属，王直不是其下属，但导引倭寇入寇杀人抢劫，实在是当之无愧的汉奸。这是说的海盗，那么倭寇中的中国小倭寇呢？我们先看几则史料：

俘虏必开塘而结舌，莫辨其非倭，故归路绝。

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虚实洞知。

赏丰降虏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寇掳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处为簿一扇，登写性名，分班点闸。真倭甚少，不过数十人为前锋。寇还岛，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杀者，隐而不宣，其邻不知，犹然称贺。郑若曾《筹海图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84册，台湾商务，1983）。

嘉定知县杨旦禀称，该县逃回民倪淮供：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内，被倭贼拦抢上船，跟到彼处，只见彰、温两处人无数，在彼衣帽言语一般，说这里是日本国所管，地名五斗山，种植稻米、绿豆、大小二麦、菜、蒜等物。但来打劫俱是彰州人指引，船中俱有倭子做主，如要来者，先送钱一千文与船主。《嘉靖平倭祗役纪略》卷二《贼情疏》

又访得贼中海岛夷洲，真正倭种不过百数，其内地亡命之徒固多向，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外，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只得依违苟延性命。《备倭事略》归有光从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到几个印象：

一，倭寇中的中国小倭寇的来源有俘虏、降人、汉奸三种情况。所谓“俘虏必开塘而结舌，莫辨其非倭，故归路绝。”“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虚实洞知。”“赏丰降虏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二，倭寇中的中国小倭寇皆听命于倭酋，没有自主之权。所谓“寇掳我民，引路取水……”“船中俱有倭子做主，如要来者，先送钱一千文与船主。”

三，倭寇中的中国小倭寇一旦成了倭寇即难以回头。所谓“俘虏必开塘而结舌，莫辨其非倭，故归路绝。”“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只得依违苟延性命。”

四，倭寇中的中国小倭寇多有想回乡里者，多有被贼胁迫者。所谓“又访得贼中海岛夷洲，真正倭种不过百数，其内地亡命之徒固多向，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外，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

我们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头跣足”，穿着日本服装，连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掩盖身份。生物学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九族，倭寇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着名的“闯王”。在东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根源在于“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过来说，嘉靖前期为什么要实行严厉的禁海令呢？是因为正德年间少数葡萄牙走私贩兼海盗对沿海城镇、岛屿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加上中国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的走私贸易，让明政府感觉贸易会带来“南方之祸”，才变本加厉地实施禁海，最严厉的时刻连捕鱼都不允许。禁海令是标准的因噎废食，虽然并不是禁海招来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国倭寇。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南滨海地区地瘠民贫，从宋元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了——禁海的弊端明摆着，当时有不少有见识的人都很担忧。抗倭名将谭纶用了一个“老鼠洞”的比喻，说：“禁海越严，则获利越厚，而趋之者愈众。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连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罢日本朝贡，明朝这两大举措看似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带来的结果，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为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这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