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祜出身于官宦世家。母亲蔡氏是汉末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同胞姐姐嫁司马昭,晋初尊为弘训太后。
羊祜博学多才,年轻时即有“今日之颜子”的美称。但他不愿为官,虽曾多次被征召,却从不就任。羊祜娶夏侯霸之女为妻,夏侯霸降蜀后,其姻亲多与告绝,独羊祜对妻仍然恩礼如常。
司马昭为大将军后,公车征拜羊祜为中书侍郎。羊祜身为内侍,但对曹魏王室不亲不疏,后主动要求转为外臣。司马昭诛钟会后,拜羊祜为相国从事中郎。不久,羊祜又升任中将军,“执兵之要,事兼内外”,成为司马氏的重臣。
司马炎称帝,封羊祜为中军将军,后又升尚书左仆射,卫将军。晋国为吞灭吴国,最后统一天下,于泰始五年(公元269年)任命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率本部兵马出镇襄阳。
荆州是晋、吴两国接壤对峙之地,双方多次争战,局势一直十分紧张。羊祜到任后,首先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他下令设立乡学,鼓励读书;又开放边界,允许自由往来,受到了江汉百姓的普遍欢迎。
当时吴国在石城(湖北钟祥)设防。此地形势险要,威胁襄阳,是吴国东线的重要军事基地。石城吴军经常袭扰晋国边境,羊祜对此深为忧虑。他巧设诡计迫使吴国罢守石城,撤兵离去。此举使晋吴两国东线的对峙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羊祜占据石城,原来晋吴两国争执不下的汉水东面的大片土地就全部归晋所有。吴国再也无法直接威胁襄阳,只能转攻为守将东部防线南撤到长江岸边。晋军的防卫兵力也由此而减少一半,羊祜分派节省下来的兵力实行“军屯”,开垦荒田八百余顷,每年收获甚丰。羊祜初来荆州时,“军无百日之粮”;他离开时,已有“十年之积”。
羊祜在荆州任内,曾有一段时间常常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外出渔猎而影响军政事务。一次又欲夜出,军司徐胤执戟挡住营门,大声说道:“将军都督万里,安可轻脱!将军之安危,亦国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门乃开耳”。羊祜听后深为感动,改容相谢,从此很少再外出渔猎。
晋国荆州地区在羊祜的治理下,军事实力得到了迅速地增强。晋武帝将汉东江夏诸军都拨归羊祜指挥,并加封他为车骑将军。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吴国西陵都督步阐举城降晋。吴国将军陆抗发兵围攻西陵。羊祜奉命救援步阐,为陆抗所阻,失利而回,羊祜因而被降为平南将军。
羊祜由此得出教训:吞灭吴国还要作进一步的准备工作。他借鉴古代名将孟献、晏弱筑城控地,迫敌畏服的事例,派兵进据险要之地,修建五座城池“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对吴国形成了逼迫之势。
在加强军事压力的同时,羊祜进一步推行怀柔附远的政策。羊祜实行怀柔政策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对吴军,他约期而战,不施诡诈;对俘虏,他待之以礼,遣送回家;对吴民,他有侵必偿,不争小利;对陆抗,他使命交通,以诚相待,可以说是从上到下,从军到民,羊祜实行了全方位的怀柔政策。
最后,羊祜实行怀柔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削弱了吴国军民对晋国的抗拒心理,出现了“前后降者不绝”、“吴人翕然悦服”的局面;掩护了地域上的逐步推进,争取了必要的准备时间;制造了边境平静的假象,松懈了防守吴军的戒备。
总之,羊祜的怀柔政策为晋国的灭吴之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七月,吴国名将大司马陆抗病卒。羊祜更加快了灭吴的军事准备,他认为攻取吴国,必须借助长江上游可以舟师疾进,顺流而下的地理优势。羊祜知益州刺史王浚有奇才大略,益州又正处长江上游,就上表晋武帝,将已征召入朝为大司农的王浚留任益州,加封龙骧将军。羊祜随即密令王浚修造水军舟舰,以便实施顺流之计。
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十月,随着灭吴准备工作的逐步完成,羊祜在受封为征南大将军之后,正式向晋武帝提出了他筹划已久的灭吴方略。
咸宁四年(公元278年)羊祜病重,请求入朝。他带病向晋武帝面陈伐吴之计。晋武帝准备让羊祜“卧护诸将”,于病榻之上指挥伐吴大军,羊祜表示不需自己前往,而举荐杜预代己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不负众望,成为后来灭吴之战的主要指挥者。十一月,羊祜病逝,终年五十八岁。
上一个: 周瑜打黄盖的歇后语是怎么来的?
相关阅读